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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青花瓷器分前后两期，前期作品承袭嘉靖风格，后期作品下启康熙风格。烧造的大器型有大罐、大缸、大觚、大瓶、大盘、绣墩等，一般的大型琢器有接胎痕记，底足无釉，小器型常见有各式盒子、笔杆、笔山、盘、碗、香薰、炉、莲瓣形洗、烛台、各式托座、执壶、盆、壁瓶等，胎质坚密细薄，釉面光润肥厚，足内施亮青釉，有的修胎精细，有的则稍粗。盒类多变形不平整，撇口碗的口沿有极小的凸起，盘塌底严重，碗、盘足底有跳刀痕和火石红。万历官窑青花瓷多写有六字双行楷书款，笔锋遒劲有力。万历时期青花瓷主要以“回青”和江西产的石子精混合使用，绘出的纹饰艳丽闪紫。由于“回青”料含铁量低，所绘纹饰没有黑色铁锈斑沉淀，又由于含锰量高因此发色浓艳泛紫。如“回青”的比例高则呈色艳紫，若石子青用的多呈色就为灰蓝。万历前期青花色料都用混合料，“回青”用完后改用国产料，但在青料的处理技术上比前期走了进步。“回青”量少价高，因此使用比例较高的是万历前期的官窑瓷器。明代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政局动荡，官窑少见。
万历民窑青花瓷器的胎质有粗有细，胎体分厚薄两种，常见的瓷器质地粗松，胎体厚重。为防止器身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常将其制成瓜棱、花口、以遮掩器身可能变形的缺陷。民窑款有年号款，也有古语款、赞颂款、图记款等。如“福”、“寿”、“金玉满堂”、“玉堂佳器”、“富贵佳器”、“玉堂富贵”、“万福筱同”等。万历青花官窑的年号款少见，干支年款稍多，而寄托款、斋堂款占绝大部分。
万历时期的瓷画题材中，传统的龙凤，缠枝牡丹等纹饰较少，常见的纹饰有人物故事、八仙、高士、仙翁、达摩、魁星_布袋和尚、婴戏、进宝图、狮球、鸣凤、团螭、荷塘游鸭、玉兔、螃蟹、山实花果、鹊桃、石榴、梅花、向日葵、山水等。特点是:仙翁的脑门高耸如东瓜，螭虎、狮子的头很圆且线条简练稀疏的长发后飘，婴戏纹夸大后脑勺有头重脚轻，站立不稳之感。山水画面多是背景，作为主题纹饰则出现在天启时期。画面有文人画的构图和笔墨情趣，以寺庙、村舍、小桥、古塔等表现文人野逸和隐士生活的题材占很大比重，可窥见到徐青藤、八大山人的风韵，这是此时期青花瓷的艺术价值所在。
按照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器早中晚期的划分，一般是以万历48年，明神宗遗诏景德镇御窑厂停业及此前的御窑厂日趋萧条为标志。通常认为，官窑的衰落意味着民窑崛起的可能，但万历后的晚明民窑瓷器生产却十分艰难。14世纪70年代，明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这是陶政上的重要建制。它将元代“有命则供，否则止”的官窑形制改为定制。由官府直接开办的御窑厂占有各方面的优势，故不计工本，产品精益求精。虽然产品具有一定的数量，但满足不了庞大的社会需求。《大明会典》第62卷记载:“凡器皿，”洪武26年定，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盏用银，余皆用瓷……”可知六品以下的官员主要日用器皿是瓷器，那么普通百姓就更以瓷器为主了。因御窑瓷常人不可用。广阔的市场供应就是避依靠民窑产品。
然而，明朝政府严格抑制民窑生产，不但由御窑厂控制高等工匠、垄断优质原料，而且严令禁限青花瓷器的买卖和出口。据《明实录》所载:“正统3年12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贷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129年9月戊戍，禁约两京及江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店军民客人等，不许私将白地青花瓷器卖与外夷使臣。”由此可见明代民窑青花瓷器发展的艰难。明代中期实行的“官搭民烧”，客观上促进了民窑的发展，然而它也是官府盘剥民间的手段。《浮梁县志.陶政篇》记载，实行“官搭民烧”时，官府给民窑的价钱很低，且分派给民窑烧造的品种多为“细腻脆薄，最难成器”者，“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因此民窑历年赔钱习以为常。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势必促使民窑不断改进烧制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故而此期民窑青花瓷器最为精好。
万历48年，神宗遗诏曰:“诏告天下，烧造等项悉皆停止。”景德镇御窑场正式停烧，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十分萧条，长期的官民窑之争以“民窑存而官窑亡”告终。然而，天启、崇祯时期的民窑青花质量迅速下滑，甚至“窑无美器”、“多滥恶之物”。民窑瓷器质量下降除了社会动荡的因素外，商人求利不重质量也是原因之一。万历中期起，欧洲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骤增，直接影响到国内瓷器的生产。但贸易并未给青花生产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万历晚期国力衰竭，上等青料难觅，青花大部分颜色灰暗，这时的瓷器量大质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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