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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下《轮台诏》罪己，从积极扩张转向休养生息，最终使汉朝避免“亡秦之祸”。这是中学历史教材教授的历史常识，它来源于《资治通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记载：三月，汉武帝在泰山后忽然悔过糜费天下所为；六月，下《轮台诏》悔过开疆劳民，与民休养生息。
据此，中外学者多有论述，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50年代所作《东洋史统》、中国学者唐长孺在1956年的《秦汉史讲义》中都认为这代表着汉武帝施政方针的改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田余庆在1984年写就的《论轮台诏》。田先生依据《资治通鉴》认为，汉武帝的悔过和《轮台诏》，实际上是此前汉武帝与戾太子刘据之间的政治路线纠葛的结果，直到巫蛊之祸两年后，武帝才发生转变。田余庆的研究几乎让这个问题成为定论，并且进入到大学、中学教材之中。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书针对田余庆的这篇论文做出反驳，认为《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年转变的形象是司马光出于个人政治目的而塑造出来的。
辛德勇的针对田余庆文章的反驳，主要有三个层次：首先，《轮台诏》史实的意义解读不同；其次，《资治通鉴》汉代部分的史料价值判断不同；最后，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矛盾是否因为治国路线差异，以及汉代政治路线是否在征和四年《轮台诏》后即发生转变，判断不同。
辛德勇细读《轮台诏》的内容后给出不同于前人的解读：这个诏书并不是全局性政策调整，而是针对此前西域用兵失败后的局部调整。实际上武帝朝此前不乏此类局部收缩，如听从主父偃劝谏罢“沧海郡”、西南夷之役等。但随后仍积极劳民开边。而且武帝身后托孤的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人，即使在汉昭帝朝初期也仍延续了汉武的治国路线，直到盐铁会议霍光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才有所改变。
实际上，我们从《汉书》的文本安排也能看到班固对《轮台诏》的态度：此诏书载录于《汉书·西域传》，而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中却并未提及此诏书。可见《轮台诏》在时人眼中并非国家方略转变的重要文件。
既然《轮台诏》本身并不是武帝治国路线的转变文献，那么田余庆先生论述的汉武帝和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斗争是否真实存在？这涉及到田先生所依据的《资治通鉴》的此段材料的史源是否可靠的问题。
今人尽知《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无疑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史籍中仍能找到蛛丝马迹。辛德勇认为，《资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和戾太子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所著《大事记题解》中明确提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由于吕氏在意中原文献南渡，富有藏书著称，此判断当是可信。同一时期的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也明确引用《汉武故事》，说明曾看过此书。他也相信吕祖谦的判断，在武帝与戾太子的叙述中了摒弃《汉武故事》有关治国路线分歧的内容。
此外，《通鉴》中记载汉武帝泰山封禅后追悔自己“所为狂悖”，也能在《汉武故事》佚文中得到印证。北宋晁载所著《续谈助》引用了《汉武故事》中有关汉武帝追悔自己“所为狂悖”，悉罢方士，与民休养的记载。然而整段文字的主旨是修仙得道要一以贯之，不能半途而废。可见司马光裁剪了史料原意。
那么《汉武故事》是否是一个可靠的史源呢？辛德勇认为这是否定的。
由于《汉武故事》亡佚已久，判断它的性质，首先要看它在传统目录学中的位置。《隋书》、两《唐书》将它归入史部旧事类或者故事类，北宋时则把它归为史部杂史类。然而杂史、故事类书籍在目录学中本身分类比较模糊，常常与小说类混淆。清代《四库》馆臣认为这是“晚出伪书，不足为据”，并归为子部小说类，可见它的作为史料的准确性并不高。
而且就目前遗留下来的佚文内容看，《汉武故事》的记载也多为怪诞传说。北宋时的《续谈助》和《太平广记》都记载了《汉武故事》中两个故事。一则是汉武帝筑柏梁台迎接神君，神君欲与霍去病交合以为他补充精气，然而霍去病拒绝以至于早逝。另一则是西王母降临与汉武帝相会，因武帝欲心尚多而不给不死药，只给了七枚桃子。可见《汉武故事》本身并非严肃的历史记述。
田余庆再后来修订《论轮台诏》时添加了一段跋语，以回应读者对《通鉴》史料价值的疑问。他认为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出土木觚上所刻的诏书是汉武帝遗诏，其内容正是叮嘱后来人善待百姓。这与《轮台诏》的精神是一致的。辛德勇则认为这并不是汉武帝遗诏而可能是汉高祖的遗诏。汉高祖经常亲自撰写诏书，宋代古籍《古文苑》所载《高祖手诏》遗文与木觚的文字语言风格相似，而汉武帝时期的诏令多有词臣润色。故而木觚并非确凿的史料。
阎步克因赞赏《论轮台诏》一文，也撰文专门论述出自《汉武故事》的“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说。辛德勇详细分析认为，这些人大多与太子有利害关系。即使是比较符合“宽厚”特征的石德，考诸史料，其矫诏怂恿戾太子发兵，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行动逻辑并不宽厚，据此清代学者对石德的评价也普遍不高。
此外，阎步克还以“私问《榖梁》而善之”一事来证明戾太子的政治思想与推崇《公羊》的汉武帝不同。这涉及到经学中《公羊》、《榖梁》二者的差异。两汉治国，首推《春秋》及三传，其中《公羊》、《榖梁》二传行于西汉，《左传》行于东汉。概而言之，《公羊》最适合以经义解释当下的治术，权宜之说过多，不宜用来制度建设；《榖梁》晚出，特别在制度建设的经义解释方面十分整齐。
但是回到戾太子的历史情境。《史记》、《汉书》的记载表明戾太子和卫皇后的确处于后宫争宠的不利地位，随时可能被废黜。《春秋》开篇即涉及以庶子摄政的鲁隐公和后来杀兄即位的鲁桓公之间的关系问题。《公羊传》的解读强调“子以母贵”，桓公即位是正当的；《榖梁传》则强调长幼之序，隐公在位并无不妥。戾太子在母亲皇后位置不保的情况下自然更倾心《榖梁传》的解释。这很难上升到戾太子与汉武帝治国路线分歧的高度上来。
既然《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为什么司马光选择这些史料来写就《资治通鉴》？这就要回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意图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理解。
辛德勇认为，司马光史料取舍有着明确且强烈的用世意图，他编纂《资治通鉴》并没有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而是以具体史事取舍裁剪来表达政治取向。但是其具体做法颇有失当。朱熹即评价，司马光选择史料时如不喜权谋即删去，以致于整个史事叙述没有脉络，不合心意的史事录入也是警示作用。
司马光对此并不掩饰，他认为若史事有妨害义理阐发者，不可不纠正。但这就过分强调主观价值取舍，难免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资治通鉴》录入汉成帝与赵飞燕之事，其中记录披香博士淖方成唾弃赵飞燕姐妹为“祸水”，即参考了后世伪书《赵飞燕外传》，而这部书实际上主要描写宫闱性事。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资治通鉴》史料价值认识不清，反而是日本学者对司马光的史料取舍有着清醒的认知，内藤虎次郎在《支那史学史》中即指出司马光巧妙地运用野史、小说等材料，但往往带来失误。
司马光如此做，是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在史事记述之中，陈古证今。这涉及到司马光时北宋政局和汉代史事对北宋政治的意义。
汉代先例成规，是宋人议政施政时主要借鉴对象。汉武帝在宋人眼中是穷兵黩武、繁刑重敛、残害百姓的形象，如果他自己能够幡然醒悟，不凡符合司马光代表的士人心意，还能从中揭示出汉武帝自身治国路线改变的轨迹，进而劝谏宋朝君王迁善改过。也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考虑到司马光潜心修《通鉴》之时正值神宗朝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塑造的汉武帝转变性向无疑对神宗的治国改革有着规劝，也和政敌王安石针锋相对。
辛德勇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以深厚的文献学功力推翻了此前基于《资治通鉴》做出有关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的论断，也激起了学界的讨论。争论双方都肯定辛德勇对《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的分析，《论轮台诏》一文中所引用的《资治通鉴》史料为伪已成定论，这是本书最大的贡献。但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汉代从“尚武”到“守文”的治国方略转折点是在武帝末期还是盐铁会议之后。在这个意义上，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价值不能抹杀，因为他奠定了汉武帝政策转折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讨论框架，这对于我们理解汉代政治走向有着总纲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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