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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已获出版人施晗授权）
道观生活
这次去的地方是四川的青城山。一千多年来，它是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
山上有众多著名的道教建筑，其中一座“古常道观”，它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建筑风格和异乎寻常的幽静古朴，吸引了我。几乎观中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作为拍摄点。
我决定在这里拍摄《偷吃人参果》和《石猴初问世》里孙悟空从师学艺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到青城山是十一月一号，计划在山上住四十天。
我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向大家宣布了纪律：要尊重道观的规矩，不许破坏道观的一砖一瓦，不许动道观的一草一木，小心火烛，不许喧哗……
清净的道观里大概不曾一次住进过这么多的客人。道士们对我们侧目而视，避我们犹恐不及！我们初进道观，拜望了八十多岁的道长。尽管我们持有全国道教协会的介绍信，他仍然对我们很冷淡。
后来，他的态度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几乎所有的道士对我们都变得笑容可掬。
细问之下得知，原来是扮演剧中主角镇元大仙的吴桂苓曾和这位老道长谈天，促使他有此改变。
道长问桂苓：“为什么你们要到我们这个道观里来拍《西游记》？《西游记》是贬低道家的。”
桂苓向他解释了剧本的内容：“这个剧本里的内容是宣扬道家的法力无边的！”
老道长听了，似信非信，向桂苓要了剧本去看。
当我们把镇元大仙的“五庄观”的大匾额挂到“古常道观”的前面时，他带着得意的笑容在一旁看着。那天我们拍的是镇元大仙捉了师徒四人，孙悟空欲逃不得，只好答应镇元大仙去找药方来医好树的那段戏。老道长一直坐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
戏刚拍完，他要求桂苓和他合影。桂苓正要卸装，道长拦住他要求先拍照。拍照前，桂苓就站在他身边，老道长慌忙说：“哎，不行，站错了！”
他恭敬地把桂苓让到上方：“你是我们的祖师爷！”拍完后，还向桂苓合掌致敬。
这位老道长和桂苓成了朋友，他教给桂苓各种道家礼节，还送了桂苓一部他亲手抄写的《道德经》。
马丽珠告诉我一件可笑的事：在拍摄的间隙，演员换装时，镜头没有关，老道长走过来，看着监视器的画面，正好走到了镜头里。当他发现了画面上的自己，大为惊奇，就走到监视器的后面去找，当无所发现时，他又走回来，又看到镜头里的自己。
于是他指着画面对我们的技术员说：“你把我那个给我拿出来！”技术员对他解释那是拿不出来的，他仍然无法理解地望着画面上的自己。
拍摄众道士恭送镇元大仙的一场戏时，我们在山上的演员不多，场面不够大，老道长就把观里的道士都集中起来和我们一起演这场戏。镇元大仙上天的那个场面，两边恭送的人，有许多是观里的真道士。
我认识到：不论和尚，道士，都有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不相信它，但不可亵渎它。你尊重了别人，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你真心待人，自会得到别人的友谊。桂苓和道长的交往，不但得到道长真诚地祝福，也给整个剧组开创了一个友好的局面。
住在这里就得习惯道观里暮鼓晨钟的生活。每天一大早，钟声响起。大钟就在我们的房子旁边，其声悠扬不绝于耳！我们睡不成早觉。那时虽然是淡季，但中午时，上山的游人还是比较多。人们知道这里在拍《西游记》，都跑来观看，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工作效率大受影响。
我们只好向道长提出了封闭拍摄点的办法：我们在某个地方拍摄，提前一天通知他，道观就不让游人到拍摄的地方去。为了尽量不影响观里的收入，也不引起游人的抱怨，我们尽量缩小需要戒严的范围。
在青城山上还拍了《石猴初问世》中，孙悟空到菩提祖师处拜师学艺和《偷吃人参果》中大部分的戏。
章金莱（六小龄童）在这两集中的戏，有相当的跨度：一个是出世不久，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毛猴；一个是戴上了金箍保着唐僧在西天路上走了一段，但仍然野性不羁的悟空。
我再次邀请了老艺术家郑榕到剧组来，为我们的表演方面把关，郑榕在这方面给了金莱极大的帮助。我们经常探讨猴子的表演，按孙悟空的成熟阶段来分，现在是到了什么阶段，要掌握什么分寸和特点。
两位副导演荀浩、任风坡也经常帮助金莱把京剧里猴气的动作揉进生活的表演中去。像猪八戒要抢吃人参果时，猴子戏弄他的一串椅子功，就是他们编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金莱的眼睛里开始有戏了。
孙悟空在为救活人参果树到处寻找救兵，回到菩提祖师那里求救，发现已是人去楼空时的感伤，忽听见师父的声音，惊喜地一跃而起时的兴奋，表演得很好，我感到非常满意。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困惑：金莱拍摄武打戏时常常误伤对手。有一两次，甚至把别人的脑袋打出包来！我怀疑他的技术没有到位，就在拍武打戏时尽量给他安排替身。连“学艺”那场的众师兄表演形意拳时悟空耍猴棍，也让武术队的人来替他。
他终于忍不住了，悄悄对荀浩说：“这些动作我能自己做。”
荀浩告诉了我：“金莱想自己演这些武打”。
我说：“好吧，让他试试。”
我让金莱表演猴棍。他不但动作准确，而且加进了孙悟空淘气的个性化表演。
我问他：“为什么之前你和别人开打，总会打到人呢？”
这时，他才讷讷地告诉我：“我有七百度的近视！不过我有隐形眼镜”。
“为什么不戴上？”
“戴上不舒服。”
我要他武戏时尽量戴上隐形眼镜，免得别人再挨打。他答应了。
在山上的演员除了镇元大仙和清风、明月（这两位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王洋和蔡明）外，就只有少数几个班底演员了，稍微大些的场面就感到人数不够。
像菩提祖师讲道的场面，悟空师徒挨打、火烧的场面，需要不少道士。于是，剧组里的人，只要能脱开身的，统统上场！不论美工、道具、服装、配音，一概扮成道士！
菩提祖师在讲道的一场里，聚精会神听道的众道士都是工作人员。习惯了以后，剧组里的工作人员都成了群众演员。
山上的戏拍完了。我们大家下山，准备拍摄人参果树的戏。没想到，马运洪竟把人参果树选在了成都文化公园、我父亲的墓地旁边！
在拍摄之前，我独自到公园里十二桥烈士墓去凭吊。
我来到墓地前。那墓地虽然还有栅栏围着，但已经破烂不堪，荒草丛生，几乎埋没了本就不高的墓碑，三十几个墓碑有的已经东倒西歪，有的被砸得只剩了半截！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杰作”！
我不禁感到悲凉和愤怒：这些莫名其妙的毁坏是为了什么？烈士们已经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盖棺论定了自己一生！谁有权利践踏他们的坟墓，玷污他们的清名，惊扰他们的灵魂？谁敢说践踏别人的人站在枪口前，能像烈士们一样坚强不屈？
好在父亲的墓碑还是完整的，墓碑上的字迹也还清晰，但也几乎被荒草埋没！站在这无人照料的墓冢前，我倍感凄凉。
我在墓前对父亲说：“爸爸，你还好吗？你在天上看到了那一段荒唐的年代了吗？那些人连去世了的人都不肯放过！你是不是庆幸自己已经离开这个怪异的世界了呢？我在你的身边拍摄《西游记》！我离开以后，人参果树会陪伴着你，你还会感到寂寞吗？”
祸兮？福兮？
在我忙于拍摄的这几年，台里不断流传着许多对我的质疑。
有人说：“谁拍电视剧会这么慢？绣花也绣出来了！”
有人说：“国家不该拿这么多的钱让她去游山玩水！”
有人在党组会上痛心疾首地流着泪控诉：“领导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让《西游记》停下来！”
有的领导也对我不满，说我“拍得太慢”。
……
这些闲言碎语，旁敲侧击，甚至恶意诽谤，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的耳朵里，使我怒不可遏：我和剧组的同志们没日没夜地赶着拍戏，这些人却在后面捅刀子，说这些不负责任的风凉话。
我向老阮表示了我的气愤：“游山玩水？叫他们来试试！”
她安慰我：“不要为他们分心，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你干你的，不要受干扰！”
她的几句话，使我心情立刻舒畅起来。领导理解我，心里就塌实了。把这些恶意的话抛在脑后，用自己的工作成果来回答他们比什么言语都好。
但是这些恶意中伤，仍然起了作用。
1986年4月，我们在拍摄《孙猴巧行医》的后期，到苏州去补拍试集《除妖乌鸡国》（原来的唐僧换成迟重瑞、王后也换成了向梅，那些悟空难看的中近景都需要重拍）。
一个由财政部、广电部和中央电视台三家组成的调查组突然来到了剧组。因为有人反映了《西游记》剧组乱花钱、游山玩水、浪费国家资财等等，所以中央专门组成了调查组，深入剧组来了解情况。
调查组的到来，我很意外，但又很高兴：因为我不用为自己辩护了，凡是怀疑我的人可以自己来观察。剧组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事，尽量查吧，我不但欢迎，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拍戏，一起生活。
那时我们住在苏州煤炭招待所，按我们一向的生活条件来说，不论是居住还是伙食，都算是好的了。调查组带队的是财政部的王处长，他们在剧组待了十来天，和我们一起拍戏，一起加夜班，一起装卸车，一起拉“威亚”，一起抬机器，总之，我们的活动他们都参加了。
临走时，王处长对我说：“没想到《西游记》剧组是这么辛苦！我们回去会为你们汇报，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们的设备太差了，只有一台摄像机，录像机还是台里最旧的，老出毛病，影响进度。希望给我们加一台或者换一台。”
他们不但答应我向台里要机器，还说：“你们风里雨里跋山涉水的，连件风衣都没有，剧组就花钱每人做件风雨衣。我们批准了。”
这些知冷知热的话，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没有食言。王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里反映了《西游记》剧组的情况，而且让台里给剧组加拨一百万，购置一台新的摄像设备；剧组每人发一件风衣，由剧组自己去买。
我非常高兴：领导应该再不怀疑我们，不再相信那些谣言了；每人发件风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这是对大家辛苦工作的鼓励。大家都欢欣鼓舞。
台里答应给我们的那套新设备迟迟不见动静。直到两年以后，我们到泰国去拍最后的一部分戏时，台里才发来了这台新的摄像设备。总算在泰国拍摄的最后部分用上了这台新机器。
作者杨洁，《西游记》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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