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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真”、“不美”、“偏执”、“僭越”，就是当下中国“鸡汤文”的四大可恶之处。但不论“鸡汤”多么可憎，我们也应该容忍它的存在。从长远来看，猥琐的“性灵”，要好过专制的“启蒙”。
“心灵鸡汤”盛行多年，又挨骂多年。可是，你真的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吗？你认真分析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吗？你有没有严肃思考过它的社会影响？你自己真的没有写过“鸡汤文”吗？近年最毒鸡汤莫过于丹论语心得，生生让一众家庭主妇不孕也要傻三年。
“鸡汤”源于美帝
“心灵鸡汤”，原是美国人杰克·坎菲尔德（Jack Canfield）编著的一个系列丛书，英文名叫“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此人后来又编了很多“成功学”的畅销书。鉴今而知昔，就知道“喝鸡汤”是“走向成功”的准备阶段，而“成功学”其实是高级阶段的“鸡汤文”，更浓更带劲而已。二者的目的都是：让读者获得廉价的“智慧”。
美国人为什么会推崇这样的“智慧”呢？以我浅薄的认识，只能想到一点：美国人本没有“智慧”，所以他们特别重视“智商”。智慧是文化积淀而来。文化积淀，既会留下智慧，也会带来负担和愚昧。美国人的技术和制度是很先进的，因为全是适应时局而新造的，不曾背负沉重的传统。而“智商”，也是同一历程的产物，也是为这历程所急需的。归根结底，“智商”考的是随机应变，“智慧”考的是深谋远虑。未来的世界，到底需要“快”的“智商”，还是“慢”的“智慧”，我看不清，也许二者都不行。但在当今，显然是“快”的“智商”占据主导了，这是美国文化推行全球的必然结果。所以，“鸡汤”始祖于美国，实在是顺理成章——美国人喜欢这种轻巧好用、迅速见效的小聪明，他们骨子里都有“智商崇拜”。
可悲的是，“智商”恰恰是不可学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学我者死”或“似我者死”。因为，但凡是随机应变的“智商”，都不可复制。乔布斯的经验，只属于乔布斯。马云的经验，只属于马云。当马云开始谈经验的时候，谈的都是“废品”，他真正的“经验”，还在运用的途中千变万化呢。所以，杰克·坎菲尔德的读者粉丝们，犯了和《天下无贼》里的范伟同样的错误：“IQ是智商，给你密码你也不能用！”
“鸡汤”的中国化与扩大化
我随便列几本杰克·坎菲尔德的书名吧（当然，这些书名往往拜中国编辑或译者所赐，但可以更直观地表达书的内容）：《爱上生命中的不完美》《智慧的觉醒：激发无限潜能的27个法则》《谢谢你陪我走过黑暗》《专注的力量：实现个人成功和财务自由的10个专注策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发现快乐的人生课》《从现在开始好好爱自己》……
再翻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的《心灵鸡汤》，文章大都换成了本土版，但与美国版“鸡汤”如出一手，比如以下文题：《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你也能成功》《生活减压秘方》《平常心》《让自己感动自己》《烦恼与菩提》……
诸位，读这些名目，有没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我是在读席慕蓉、刘墉、林清玄吗？还是在翻看《读者》《知音》《妇女之友》？还是在听于丹老师讲《论语心得》？还是在书店面对琳琅满目的《卡耐基》？于是我的心头涌起一句话：“四海鸡汤，皆兄弟也。”
为什么“鸡汤”的中国化如此迅速且顺利呢？原因之一，当然是中国社会发展了，美国人遇见的问题和困惑，咱们也遇见了。原因之二是文学内部的。中国散文原本是以“载道”为主流，“性灵”传统只是末流。五四以来，“性灵”被夸大了。新中国以来，又有很多现代学者尤其是写作学学者，提倡“艺术散文”或“美文”的观念，加上新时期以来港台文学的涌入，遂使当代散文文坛，遍布“性灵”之音和浮靡之调，为“鸡汤”的输入奠定了很好的文体基础。我总觉得，余秋雨之所以能火，因为他是“性灵”的反动。“性灵”的文章读多了，如同食甜吃不饱，总想来一道“硬菜”。余秋雨散文里的历史知识，以及或多或少的“载道”、“明志”的迹象，恰好应了这个急。“性灵”被夸大了，于是引来了“鸡汤”。“鸡汤”火了，反过来又糟蹋了“性灵”。
当我翻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心灵的鸡汤》，惊人地发现里面编入了一些真正的好文章，比如玛丽居里《怀念皮埃尔》，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舒乙《父子情》，以及妇孺皆知的朱自清《背影》。我感到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说，古今中外一切书写日常人情和个人性情的文章，都有沦为“鸡汤”的危险吗？看来，“鸡汤”在中国化之后，又扩大化了。扩大化，意味着善恶美丑的标准正在遭受挑战，需要我们分辨良莠。
“鸡汤文”的四大可恶之处
四海之内皆鸡汤，大海航行靠舵手。坎菲尔德不愧是鸡汤老祖。他一生创作的前后期，恰好代表了“鸡汤文”的两种基本类型：心理抚慰型和激励奋斗型。在表达方式上，他也塑造了“鸡汤文”的基本文体特征：煽情式的讲故事和过度的阐释。综合来看这两种类型、两个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鸡汤文”的可恶之处：
一是“不真”。最典型的就是把一个俗不可耐的故事附会给名人，华盛顿、爱因斯坦、苏东坡、某某禅师，都是“重灾区”。还有一种，是按固定套路瞎编故事，不顾情理和物理。比如《把任何怀疑的思想驱逐掉》一文，写三只青蛙掉进了牛奶桶，第一只认命，直接等死；第二只仔细思考了自己的能力，认为不行，于是自沉；第三只不停地蹬腿，兼之以自励，最终把牛奶搅拌成了奶油，于是跳出去了。咱们且不管是不是每个故事里的小动物都需要这么多愚蠢的心理活动，就单论青蛙搅拌牛奶变成奶油一事，作者显然吃的是奶、吐的是草。
二是“不美”。“鸡汤文”通常既没有内在美，也没有外在美，修饰都懒得修饰。于是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语句：“无数的干戈，都化成了片片的玉帛。”他们的藻绘，大抵是这个水平。
三是“偏执”，就是过度阐释，把特例当做常理。比如有人写一名工人想当作家，日夜写作，但总被退稿，颓唐之际将文稿丢进垃圾桶，而他的夫人又从垃圾桶捡回来，鼓励他继续写，终于一炮而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史提芬·金。这个故事有个很吊诡的逻辑：因为他是史蒂芬·金，所以他应该坚持到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写作只会一事无成。如果他不那么固执，转而钻研工程技术，没准他就是爱迪生了，于是，另一个励志故事不又呼之欲出了吗？面对同一种处境，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有道理可讲，这就是励志故事的本质，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只是特例，不是常理。
更可恶的是，有时作者为了加强说服力，还特意加上耸人听闻的小情节。比如《我是重要的》，写一个父亲在单位收到了别人的礼物和尊重，于是回家也去向儿子敞开心扉，夸奖儿子，感谢儿子。这时候儿子说：“爸，我原本计划明天自杀，我以为你根本不爱我，现在我想那已经没有必要了。”多么耸人听闻的结尾啊！令我想到了欧亨利的小说。要不要刻意追求机巧的情节？这就是欧亨利与契诃夫的差距吧！而莫泊桑最好的小说，也不是取巧的《项链》。
所以，我们从“鸡汤文”那里，既学不到扎实的历史知识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感受不到优美的文辞，更无法获得真正的智慧。
以上三大可恶之处，“不真”，“不美”，“偏执”，是古今中外一切“鸡汤文”的通病。而中国本土的“鸡汤文”，还有一项特别的“罪状”，就是“僭越”。
在美国，“鸡汤文”只是消费商品。而在中国，“鸡汤文”成为学英语的教育读物甚至成为启蒙话语的一部分，这就是“僭越”。目前市面上流传着不少英文读物，都从坎菲尔德编著的系列丛书里选文。我建议中小学生去买牛津出版社的英汉对照读物“书虫系列”，那里面都是世界名著的缩写本，内容好，语言也是经过大学教授润色和改编的，保留了原著的味道，而又清浅易懂。而语文的教辅甚至教材里，也难免混入一些“鸡汤文”，它们同样具有“不真”、“不美”、“偏执”的特点。建议广大教师同行，少讲，或不讲。
总之，“不真”、“不美”、“偏执”、“僭越”，就是当下中国“鸡汤文”的四大可恶之处。
“鸡汤”与“性灵”与“启蒙”
前文说了，“鸡汤”与“性灵”有脱不去的干系。现在我们又可以说，“鸡汤”其实就是“假性灵”、“丑性灵”、“无理性灵”。如果它真，它美，它有理，就是东坡小品，就是《西湖梦寻》，就是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
然而，即便是真、美、有理的“性灵”，它也有其影响的限度。它应该含蓄，低调，孤芳自赏。它并不低人一等，但在任何话语体系中，它又必须退居一隅。往小了说，它的全部存在意义就在于写出独特的“这一个”；往大了说，它又象征着自由的权利与空间。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比如晚明，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它居于支流，并对主流文学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与智慧支持。举例来说，宋代文学的光明磊落的气质，当然与士大夫的自由“性灵”有关，但如果只有那么一点个体心性的表达，又不能成就宋代文学的恢弘深刻。换句话说，没有“性灵”，就没有东坡小品的魅力；但若只有小品，东坡不成东坡。
在古代，“性灵”不能“载道”，正如在当今，“性灵”不宜“启蒙”。“载道”和“启蒙”所需要的博大的知识、深沉的关怀、深刻的思想、醇厚的道德，是任何“性灵”文学都无法承担的。“真性灵”尚且如此，何况“假性灵”的“鸡汤”呢？所以，即便是具有一定水平的“鸡汤文”，只要它被当作启蒙的读物甚至宣讲的材料，就容易引人反感。
比如2014年网络上兴起“反心灵鸡汤”风潮，有人痛心疾首地指出：“折磨大家几十年之久的语文阅读理解和作文所引用的材料往往是心灵鸡汤类，记得初中时被半强迫购买的写作材料宝典几乎全是这玩意。”又如2007年“十博士”联名批判于丹，谓其“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这实质就是指责于丹“僭越”了。如果于老师的书，不是在解读《论语》这本最能“载道”、最能“启蒙”的经典，估计谁也不会如此大动肝火吧！
一言以蔽之：站在“载道”和“启蒙”的角度来看，一切“性灵”文学都是“原罪”的。所以，鲁迅会怒批林语堂，郭沫若会大骂沈从文是“粉红色的反动文艺”。然而，事过情迁，我们还是觉得林语堂的文章、沈从文的小说，自有其永恒不朽的价值。在战斗的年岁里，不“载道”，不“启蒙”，便是反动。而在和平时期，是否可以允许“启蒙”与“性灵”双线并行、主次分明、互不干扰呢？
所以，当我揭批完“鸡汤文”的四大可恶之处，我又认真想了想“鸡汤”存在的两种正面意义：一是现实意义。不论它多么可笑，但在某些人那里或在某些境遇中，就是能够抚慰人。我们常常被自己鄙视的东西所深深抚慰了，不是吗？比如《小苹果》。二是象征意义。不论“鸡汤”多么可憎，我们也应该容忍它的存在。从长远来看，猥琐的“性灵”，要好过专制的“启蒙”。
那些年我们自己写过的“鸡汤文”
容忍“鸡汤”，并不意味着“纵容”。我不希望“心灵鸡汤”永远背负骂名，我不希望《秋天的怀念》《背影》这样的好文章，因被冠以“心灵鸡汤”而遭人白眼，我不希望一写抒发自我的文章就抱着“是否鸡汤”的忐忑。我希望《励志故事集》里会出现真实可信的历史故事和血肉丰满的对话与自白。我更希望《读者》《知音》《中学生作文选》里，会出现“真性灵”的文章。文章可以不美，可以讲不清道理，但至少，请做到“真”。“不真”，是万恶之源。
欲求诸人，先求诸己。我反思了我中学时代的作文，有一篇文章，现在想来，就是“鸡汤”无疑。我相信我的文笔是不错的，可整个故事纯是虚情假意。我从鲍尔吉·原野《月光手帕》中受了启发，写了以下故事：我在走廊中走过，墙上窗口漏下来一片月光，我误以为是手帕，于是去捡，但触到了冰凉的地面。我有点羞愧地继续走，回头发现一个小孩做了同样的动作。但是，他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白色手帕，铺在那片月光上面。我过去问他为何这样做。他说：“刚才我以为是手帕，去捡的时候，我失望了。现在我铺上真的手帕，这样别人就不会像我一样失落了。”
我后面作了什么联想和说教，现在不记得了。也许相比于故事，说教还显得真情实感一些。这就是十三四岁的我写的一篇“鸡汤文”。在故事里，小孩不像小孩，我不像我。现在想来，既觉得羞愧，也觉得坦然，因为那时候被人告知，作文就要这样假模假式地写，才是有技巧，有深度。诸位，你们写过这样的“假文章”吗？而现在，没写过“假文章”、没读过“假文章”的人，或许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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