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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忠正用手语与店内另一名听障员工交流。
北京西铁营万达一楼,重新开业的星巴克有些特别,门口的STARBUCKS招牌每一个字母对应着手语手势。店员陈子忠戴着绿围裙站在吧台前,微笑向顾客说“你好”,耳畔露出的是一小截助听器的银线。
这是星巴克在中国的第二家手语门店,共有6名听障员工,陈子忠是其中之一。“来这里,我笑得比以前更多。”话语,他喜欢配合手势动作,这是打手语给他留下的肢体习惯,又使他在与人交谈时更显得得体和开朗。
陈子忠今年27岁,星巴克咖啡师是他的第三份工作。之前的两份工作都与他的大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对口,但几乎无法与人交流,他不喜欢。听说星巴克中国在招募听障员工,他投递了简历,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如愿成为一位工作自带社交属性的咖啡师。
目前,星巴克中国的听障员工共有120名左右,散落在全国的各个门店中。星巴克1999年进入中国,以打造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社交的“第三空间”著称,对于想要突破听障圈、与更多人交流的聋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合。然而对于全国2000多万听障者而言,这样的工作机会还是太少。
不再缄默
陈子忠出生在辽宁丹东,自幼耳聋。小学三年级之前,他和同龄人一起上校,但因为听力问题逐渐跟不上课程,于是开始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高中阶段,他来到北京的聋人学校,随后在京上大学、工作生活至今。
他并不是全聋,有一定的听、说能力,但一直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父母都是聋人,在家里他不需要说话;从小在特殊教育环境里成长,接触到的小伙伴大部分也是听障者,用手语沟通即可。
“没有人来和我交流。别人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自己。”只有一次例外。高中时,班里转来了一个女生,在一众用手语交流的学生中,只有他们俩用口语轻声交谈。这是他的初恋,和许多学生时代的恋情一样,短暂、随着毕业无疾而终。
星巴克北京手语门店的提示语。
陈子忠的上一份工作是建模师,终日对着电脑屏幕。和同事交流的机会很少,因为难以理解周围人快速说出的复杂词句,他和同事的交谈就越来越少。刚到星巴克参与培训和工作时,他总会隔一天才回复同事的微信。“没有看微信的习惯,以前一般不会有人找我。”
当30多份被筛选出来的听障候选人简历被送到星巴克店经理陈芳琪的手里,她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员工出行的安全、便利,家住何处,是否有无障碍设施完备的地铁、公交通往西铁营?20余人被筛出去,陈子忠是留下来的一个。
从培训阶段,星巴克北京手语店的6个听障人就和健全人一起相处。尽管星巴克已重新编排了课程以适应听障员工学习,但因为没有通过口语重复来记忆的习惯,聋人仍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不断抄写才能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尽管如此,他们仍感到开心,相互帮助、建立友谊的体验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
手语店内,聋人员工和听人员工轮换不同的位置,相互配合,将饮品呈到吧台前。不同之处在于,店内设置了电子叫号屏、手写板等无障碍点单设施;门店设计随处可见手语元素,如门口的店标,店内的展柜等,手语文化代表了平等、融合等理念。
但仍有顾客察觉不到手语店的特殊性。在吧台发现不能与聋人员工用口语顺畅交流时,他们便转而挥手,招来店内的其他听人员工。这一度让陈子忠和聋人同事们有些沮丧,好在这只是一小部分顾客,大部分人仍会向他们耐心表达需求,甚至根据店内的提示主动学习“谢谢”“勇敢”等手势。
现在,陈子忠在店内同时运用手语和口语两种表达方式:与听说能力不那么好的聋人同事沟通时打手语,与其他同事和顾客交流时用口语。有时他听不太清或说不太清,重复和耐心必不可少。但他喜欢说,并且说得越来越好了。
他终于不再缄默,交谈给他带来了友谊和快乐。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他的残障同学现在大多在北京从事开发、测试等工作,依旧处在“隔离式就业”的环境当中。而如果他们选择回到家乡所在的二、三线城市,融合就业的机会只会更加稀少,多半会找不到工作。
对听障人士来说,要找到一份不必缄默的工作,勇气和运气似乎缺一不可。
星巴克北京手语门店的听障员工们。
融合之路
隔离和融合,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在残疾人就业方面对应着“集中就业”和“分散就业”。前者指进入政府和社会举办的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和其他福利性单位就业,后者指进入一般用人单位就业。
2007年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集中雇佣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中,残疾人职工应占25%以上;其他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
融合,越来越成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题。2018年,北京残疾儿童少年融合教育比例就达到了70%。去年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会长程凯表示,需要进一步健全促进残疾人全面融入社会的制度和机制,让残疾人有更多的机会与普通人一起上学、工作,一起参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
这也是陈子忠和他在星巴克的聋人同事们想要的。他们不满足于范围有限的社交环境,而更渴望一份可以“说话”的工作,和更多“听人”朋友们用书写、交谈等方式沟通,打破间隔,真正融入这个多元的社会。
但并非每个残障人都做好了这样的准备。长期生活在被隔离保护的环境中,社会期待与他们的自我期待值都比较低,走出社会与家人为他们打造的安全区,的确需要勇气。
为此,社会组织陕西慧灵采用分阶段逐步训练的方法,首先为智障人士提供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职前训练;而后提供庇护性就业服务,类似“集中就业”,建立智障人士的工作习惯,发展其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最后进行支持性就业服务,支持他们适应普通企事业单位的就业需求,为个案配备就业辅导员,帮助开发工作岗位、制定就业计划、陪同就业、薪酬谈判等。
星巴克北京手语门店,吧台背景墙上是一幅聋人员工和听障员工共同完成的艺术画,主题是“平等、勇敢、融合”。
残障权利和反歧视法研究者何佳认为,陕西慧灵的模式值得推行。她同时表示,国内像星巴克这样能够主动提供融合就业机会的企业并不多,且多数为在一线城市发展的跨国连锁企业,“那不能出远门的心智障碍者怎么办?河南、河北有没有机会?如果身边的社区能够提供融合就业岗位,残障人就不用做北漂、沪漂才能找到机会了。”
在何佳看来,近年残障人士的就业状况是较为严峻的:目前全国残障人口有8200多万,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是1700多万,2019年的统计年鉴显示,将近950万残疾人实现就业。然而,这其中近一半的人职业是务农,企业招录的残障人士总人口仅为81万,占1700万应就业残疾人数量的5%不到。
在中国,雇佣足够数量残障人的单位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残疾人职工数量不足1.5%者,则需要缴纳残疾人保障金。然而《我国残疾人就业研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2007-2018年》表明,一些用人单位对残障者存在歧视和偏见,宁愿缴纳违约金也不愿雇佣残障人士;一些社区居委会与企业“共谋”,通过残疾证“挂靠”企业的形式,形成欺骗性就业,残疾人就此丧失就业权,只领取微薄的救济金。
“企事业单位主动雇佣残障人,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帮助矫正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但现在大部分没有做到。”何佳说。
突破樊篱
在现实中,企业纳入残障职工就业确实需要一定成本。
今年8月,媒体报道了上海的聋哑人快递团队“吾声快递”,40个聋哑员工日均派件300单。为方便投递,他们需要请求同事帮忙提前录好语音,还常因敲门声过大、顾客打电话不接等被投诉;近年,深圳、南京等地出现了“喜憨儿洗车行”,“喜憨儿”是心智障碍者的统称,洗车行需要为他们雇佣特教老师,成本上升不少。
为了打造手语门店,星巴克在原有培训课程的基础上重新编排,以适应听障员工学习;要求听人员工学习手语;不定期组织手语课堂和咖啡教室。同时与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长期合作,共同为听障人士开展工作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支持。
入职培训期间,陈子忠(后排右一)与伙伴们的合影。
对此何佳认为,强调企业雇佣残障人义务的同时,提供雇主支持也很重要。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商业与残障网络的做法就值得借鉴,其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支持企业提供打造无障碍设施,提高企业雇佣残疾人的意愿。“一味强调义务,对中小企业来说比较难实现,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并且,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单位能力不一,比起1.5%的统一硬性规定,何佳更倾向于学习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大、中、小企业义务层次各不相同,事业单位和大企业需要雇佣更多残障人,且不能通过缴纳保障金来“豁免”。
“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残疾人的社会定位是局限的。大家对于什么样的残疾人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进入什么样的行业,好像有一个天然的框架在那个地方。”上海恩三青年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郭艳杰表示,这是他们在长期的公益实践中感受到影响残障群体就业的最大阻碍。
“应该让更多的企业知道,如果给残障人士一些支持,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残障人士也是可以保证效率的。但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何佳说。她表示,要求用人单位严格依据法律招用残疾人,不得歧视、提供支持,同样需要残障人士自身的努力。
也许正如陈子忠给聋人朋友的建议:不要封闭自己,要主动打开,突破那层有形的间隔,投身到多元的社会生活中去。
陈子忠的经理陈芳琪已在星巴克工作12年,喜欢公益的她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到身障人群。得以与听障同事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她对他们的小心、怜悯逐渐转化为另一种感情:被他们的纯真、诚恳和勇敢所感染。她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在助人,而是与聋人、听人同事一起,共同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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