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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敦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满天的黄沙、粗壮的胡杨、陈旧的石窟。然而，在这片被黄沙覆盖的土地之上，也还有着那些你未曾知晓的故事......
敦煌，不只是学术，还有意犹未尽的故事 。
故事里有你，还有未知的地方，一花一世界，一琴一羌笛。梦见过，将要去，这是终究要抵达的精神境界。本期中庭夜话，字幕君带你听另一种敦煌。
11月7日晚，湖南电广传媒总部热力升级，第十二期中庭夜话如约而至。本期中庭夜话以“故事敦煌”为主题，特邀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声良和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研究员李萍从敦煌故事出发，讲述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受到召唤，扎根敦煌，筚路蓝缕，开展敦煌文化艺术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并形成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的“莫高精神”的故事，带领大家感受真实的敦煌，体会别样的人生。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党委副书记、电广传媒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刚出席活动，并表示赵声良院长和李萍教授从人文视角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形而上的层面来了一场美学散步。期待未来湖南广电和敦煌研究院在更深远层面上的合作。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电广传媒战略与文化发展顾问王林主持活动并与嘉宾对谈。
赵声良：莫高窟人与莫高精神
敦煌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集中代表。我的故事从敦煌的自然发现讲起。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连续营建了1000多年，至今留下了4.5万平方米石窟。这么宏大的艺术宝库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敦煌的营建到了明朝就被荒废，尽管后来清朝正式收复了敦煌，但是敦煌的文化已经远远不是唐宋时代的繁荣局面，逐渐被遗忘了。直到1900年，王圆箓偶然在一个洞窟发现了大量经书，并报告了地方政府。但很可惜的是，当时并没有被重视，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了国外。一直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才有人去敦煌探个究竟。张大千先生、向达先生等一批艺术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来到敦煌，把敦煌艺术更加广泛地宣传出来了。这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常书鸿先生。
常书鸿先生早年在法国学习绘画，在油画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1908年，法国人到敦煌拿走了6000多件古代的文书，还拍了很多壁画照片，回到法国之后出了画册。常书鸿先生看到这个画册后非常吃惊，他觉得中国有这样伟大的艺术，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竟然不知道。于是他下定决心回中国，要去敦煌看个究竟。
1936年，常书鸿先生回到了中国。但当时国内情况很不乐观，经过几年不懈努力，后来终于在于右任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那时候敦煌的条件非常差，大部分洞窟埋在沙子里，洞窟上层也上不去，要靠人工清理后再搭蜈蚣梯一点点爬上去。研究人员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一点点坚持了下来。
段文杰先生是1946年到敦煌的。段文杰先生是学国画的，所以他对壁画传统的认识更深刻一点，花了很大工夫来研究临摹这些壁画。当时临摹壁画是研究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画家的手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万一哪块壁画垮了，我们还可以复原。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是段文杰先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它复原临摹的。经过几代人的临摹，留下了很多作品。60年代初期，国家拨巨款进行了敦煌石窟全面保护工程，莫高窟栈道就是在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修缮的。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主张文物保护工程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这也是我们现在始终贯彻的文物保护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考察的时候，我陪着总书记经过了那些栈道，当时总书记还问我，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我就告诉他上个世纪60年代建的，到现在依然这么好。总书记非常赞赏，当年梁思成先生这样设计的理念真是很了不起。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的研究保护事业带来了契机。这个时期，段文杰先生加强了跟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交流，很多保护研究的项目都是在国际交流合作当中发展起来的。敦煌原本就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敦煌文化是可以引起外国西方的人共鸣的，保护研究的事业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我们就可以做成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
2000年前后，敦煌研究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樊锦诗担任院长。她当时十分关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项目应该如何推动。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的保护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获得了国家的支持。2005年，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设在敦煌研究院，2009年，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依托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也就是说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不仅要保护敦煌石窟的壁画，还要承担国家的任务，所以我们现在的专家有时候到西藏、青海、新疆、山西、河北等地帮助他们做壁画保护工程，我们承担了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工作。
樊锦诗院长还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在她的极力推动下，甘肃省人大通过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这个条例严格规定了莫高窟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商业、建筑等行为都不能违背《条例》，这可以避免旅游开发对石窟区域造成的伤害，让我们可以安心地继续做保护工作。
当然，敦煌研究院不是反对旅游开发，我们现在文物保护的理念是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发展旅游，要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看两部数字电影，了解敦煌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点，再到洞窟里面看，就更容易理解敦煌艺术。所以开放模式就发生了改变，现在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适应了新的发展，这是樊锦诗院长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一点也得到了政府，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首先看了这两部数字电影，然后再进入到莫高窟。最后总书记说，这两部数字电影是很有必要的，内容很好。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参观的模式，让旅游开放更加有序地进行，保护了洞窟，让游客看得更好。
很多人都要问我，为什么总书记要到敦煌待这么长时间？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说，这次来到敦煌就是考虑到我们的文化建设，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的事情，到敦煌来找找灵感。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特别强调了“莫高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它代表了几代莫高窟人守护敦煌，对于国家、对于时代的担当。这也是一种开拓的精神。常书鸿先生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对中国美术发展的担当精神，他如何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在条件那么差的地方一辈子守下来？因为他想到了，中国艺术要发展需要敦煌，他有这样的担当，于是就开拓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道路。后来的几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樊锦诗先生，他们都发挥着对国家的一种责任的担当，对时代的担当，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担当精神。
莫高窟一代代的前辈们，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楷模，敦煌研究院走到今天，正是因为有一代一代莫高窟人的奉献才发展起来了。我想在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我们一定会把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道路越走越宽广，担当起国家的重任，担当起时代的使命。
李萍：敦煌之缘-他们与敦煌的故事
今天的主题叫《故事敦煌》，我将自己在39年的工作经历中，在我记忆中留下特别记忆的几个小故事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也能和我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
我按时间轴次序开始讲述。我是1981年4月1日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照片中是和我同一批参加工作的22位同事，当年都是十八九岁。当时敦煌研究院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那时候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只有几十位，当时段文杰院长一方面向高校和社会广纳贤才，一方面积极培养年轻人。我们算是第一批招聘进去的新生力量，当年跟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事今天也一起来到长沙的现场，所以4月1号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日子，是铭刻在我们心头的记忆。今天，我已人到中年，依然能想到第一次走进莫高窟时的那种心潮澎湃的心情。
我被分配到接待部工作，段院长曾为接待部写过一副激励大家的对联，内容是“沙弥讲经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这两句话真切表达了段院长对我们这支队伍的殷切希望，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段院长当时还说过一句话我现在也印象很深刻，他说：“你们好好学习，十年以后成龙的就会上天。”敦煌研究院为了我们这一批人的成长进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1981年到1985年的短短几年，我们都被送到一流大学进行深造学习，今天大部分成了敦煌研究院的骨干力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依然重视人才的培养，据统计，仅为培养讲解员队伍，累计选派国内外大专院校进修学习及各种考察达到了300多人次。
第二个故事是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敦煌的故事。日本经济新闻社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1986年圆城寺次郎社长来到敦煌，他对敦煌的形容是“敦煌就像沙漠中的花朵一样”。当时86岁的他在洞窟参观时一句话也不说，静静欣赏壁画。参观结束后，他向段文杰院长表示要为敦煌做一点事。于是，从1987年开始，我院首批留学生就去了日本，我也有幸去了日本神户大学，33年过去了，这期间日本经济新闻社换了6任社长，日経文化服务社从木村先生开始换了10任社长，但是无论哪任社长，对敦煌的这份承诺永远没有失言。直到今年，依然有一到两名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累计培养了25名青年人才。当时我们国内与日本经济差距很大，他们对留学生从学习到生活可谓是尽心关照，今年见了第6任社长来的时候，我非常感慨，感慨他们对敦煌长期的支持和那份承诺。
第三个故事是比尔盖茨的继母咪咪·盖茨的故事。她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总是让人感觉到一份力量、一份很强的感染。她1995年第一次来敦煌的时候，是跟比尔·盖茨一家人来的。她是学东方艺术史的，她说在进敦煌洞窟的那一刻，她的全身是颤抖的，心都为之一振。后来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时，资金遇到了困难，樊锦诗院长就到美国去募资。但是当时美国对敦煌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所以咪咪·盖茨和樊院长共同探讨成立一个“美国敦煌基金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和基金会的朋友多方募资、广结善缘，做了很多文化推广活动，让美国人了解敦煌，以展览、奖学金多种途径，帮助我们募了2000多万资金。
今天在莫高窟数字示中心墙壁的功德榜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樊院长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开馆的那一天，走到功德榜面前告诉我，我们要把这些人都记住。功德榜后面还留了两面空白墙面，樊院长说，将来随着人们对敦煌的了解，有更多的人会参与到敦煌文物保护事业中来。咪咪·盖茨从2010年开始到今天，每年至少3次到敦煌。每次来她就用中文叫一声：“李萍，我来了。”她到敦煌，经常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不需要我们介绍，自己用中文来介绍。现在老比尔盖茨90多岁了，咪咪·盖茨来一趟敦煌也是很不容易，但是她跋山涉水，一直持续她的旅程，把她和敦煌的这个缘分一直续到今天。
第四个故事是一对小姐弟左纯溪与左浩骅与敦煌的故事，这是一对成长在东北，现求学在北京的中学生。今年2月份，他们的母亲带他们来到敦煌参加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举办的莫高学堂，参观洞窟时小弟弟左浩骅发现菩萨的手指有破损，他急切地问妈妈“将来我的儿子和孙孑还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宝贝吗？”一个12岁的孩子对文物保护竟然表达了一种忧心。学习结束时，姐弟俩决定把自己几年来积累的五万元压岁钱捐给敦煌，姐姐左纯溪四次走丝路，今年暑假又来到敦煌学习，她表示自己真正喜欢上了敦煌。他们的妈妈后来为敦煌捐助了100万，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此资金成立了“莫高未来专项基金”，专门用于青少年弘扬敦煌文化及文化进校园活动。
最后一个故事，跟湖南广电、电广传媒有关。这是我来长沙前一天的故事。今年6月份，谭盾先生的《慈悲颂》在敦煌上演，文化弘扬部承担了对接服务工作，当时谭盾先生的夫人黄静洁老师就说：“6月份在上海还有一个演出，可以请你们文化弘扬部的几位同事到上海看一看。”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黄静洁老师说：“文化弘扬部成立了，您是亲子教育专家，我们能不能借谭盾先生《慈悲颂》影响，做一些研学、弘扬、拓展、传播工作，把敦煌文化弘扬的影响力拓展开来。”黄老师欣然同意了。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这个团终于成行，团员中有一位女企业家，她是地素时尚集团董事长马瑞敏女士，她的企业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领军的服装企业，很不容易，她非常低调，很亲和。
黄静洁老师：“这位企业家到敦煌也是很不容易，可谓是百忙之中好不容易抽空来”。她们被博大精深的敦煌莫高窟深深地吸引，被“莫高精神”所感动，马瑞敏女士说：“李部长，其实这是我们心里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我们受到谭盾先生《慈悲颂》的感召来到敦煌，想为敦煌文化保护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他们夫妇捐赠了300万元。马瑞敏女士在接受赵声良院长亲自颁发的捐赠证书时说：“这仅仅是开始，今后还会向敦煌迈进，敦煌来一次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故事，深深镶嵌在我的记忆中，我想尽量用平静的心情去讲这些故事。我们段文杰院长心系敦煌50年，樊锦诗院长心系敦煌58年，还有早期的常书鸿院长，他们是飘扬在我们身边的旗帜，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理由，是“莫高精神”的生动写照。敦煌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是我们民族的根，我们应该有坚守守望的责任，我们应该深情守望，我们应该自觉担当，把敦煌莫高窟完好地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像我们的樊锦诗院长所说的，只要敦煌莫高窟存在，我们就要一代代把它陪好陪下去。
（来源：电广传媒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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