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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12月14日，余光中在高雄病逝，享年89岁。
余光中，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而他的青春岁月却是在重庆度过的。
抗战期间，余光中在重庆悦来古镇度过了七年的学生时代。那首在享誉全球华人世界的《乡愁》第一节便是写的重庆。 余光中从10岁开始，在重庆学习生活，其家位于悦来古镇的朱家祠堂。因家离学校有10多里山路，余光中常常只能通过写信和母亲交谈。于是有了《乡愁》的第一节。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66年，余光中写下《当我死时》，他深情地呼喊：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
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余老曾说，自己一半的才气是嘉陵江水滋润的。 2005年10月23日，他回到魂牵梦萦60载渝北悦来场（现悦来镇），重游了“这头”的青年会中学、“那头”的故居朱家祠堂。
《嘉陵江水》
从深邃的内陆一张俊美的邮票
飞过海峡，降落在我的掌心
带来这一张重庆的夜景
细笔娟娟在反面附注
“这是嘉陵江最后的辉煌”
寄信人是一位多情的读者，怜我
四十多年前像她的年纪
上坡又下坡，也曾攀过那山城
鹧鸪声中，也曾经吞吐
满城冷白的晓雾。你看
这熟悉却又陌生的半岛
西天犹未退橘色的晚烧
远近的街灯却已烘亮
高高低低，多灿丽的一盘玛瑙
哪一盏灯下是我的旧日呢？
漾漾倒映着岸上的繁华
一水依依从遥远的山下
宛若从我的梦深处流来
那上游的河镇，悦来场呢？
还绻靠在江声的怀抱里吗？
半世纪前浩荡的江声
多深沉的喉音一直到枕
午夜摇我入睡，清晨唤我起身
想早已后浪推着前浪
波光翻滚着时光，滔滔入海了
但更高的上游遥自秦岭
穿过武侯扶病的北征
一缕不灭的汉魂，千古遗恨
穿过李白的秦关与蜀栈，穿过
吴道子淋漓的墨香，穿过
陆游的蹄声踢踏，急流险滩
不舍昼夜滚滚地南来
最后是穿过抗战的岁月
凄厉的警报与轰炸声中
淘尽我入川八载的少年
更与长江合浪，匆匆地送我
逐老杜与髯苏的舵影出峡
只留下江雾如梦，巫峰似锁
童真的记忆深锁在山国
而今远坐在面海的窗口
海峡风劲，我独自在这头
对着山城夜景的恍惚
暖灯繁丽托一盘玛瑙
看图右那半岛，正当牛角尖上
那殷勤的寄信人，她又说
是朝天门水天挥别的渡口
一切樯橹都从此东去
疑真疑幻向灯下回顾
老花眼镜我扶了又扶
似乎有一道斜长的坡梯
古旧的石级一级落一级
落向茫茫的江水，白接天涯
一个抗战的少年，圆颅乌发
就那样走下了码头，走上甲板
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
西望思归的壮年中年啊暮年
走时，余老带走了悦来古镇的一片青瓦，说要永远珍藏。而他把对重庆的思念变成了文字，藏在了自己的作品里。
《蜀人赠扇记》
问我乐不思蜀吗？
不，我思蜀而不乐
十八根竹骨旋开成一把素扇
那清瘦的蜀人用浑圆的字体
为我录一阕《临江仙》，金人所填
辗转托海外的朋友代赠
说供我“聊拂残暑”，看落款
日期是寅年的立秋，而今
历书说，白露都开始降了
挥着扇子，问风，从何处吹来？
从西子湾头吗，还是东坡的故乡？
眺望海峡，中原何尝有一发？
当真，露，从今夜白起的吗？
而月，当真来处更分明？
原非蜀人，在抗战的年代
当太阳旗遮暗了中原的太阳
夷烧弹闪闪炸亮了重庆
川娃儿我却做过八路，挖过地瓜，抓过青蛙和萤火
一场骤雨过后，拣不完满地
银杏的白果，像温柔的桐油灯光
烤出香熟的哔哔剥剥
夏夜的黄葛树下，一把小蒲扇
轻轻摇撼满天的星斗
在我少年的盆地
嘉陵江依旧
日夜在奔流，回声隐隐
犹如四声沈稳的川话
四十年后仍流在我齿唇
四十年后每一次听雨
滂沱落在屋后的寿山
那一片声浪仍像在巴山
君问归期，布谷都催过多少遍了
海峡寂寞仍未有归期，恰似
九百年前，隔着另一道海峡
另一位诗人望白了须发
想当日，苏家的游子出川
乘着混茫的大江东去
滚滚的浪头永远不回头
而我入川才十岁，出川已十八
同样的滔滔送我，穿过巴峡和巫峡
同样是再也回不了头，再回头
还有岸吗，是怎样的对岸？
挥着你手题的细竹素扇
在北回归线更向南，夏炎未残
说什么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对着货柜船远去的台海
深深念一个山国，没有海岸
敌机炸后的重庆
文革劫罢的成都
少年时我的天赋
剑阁和巫峰锁住
问今日的蜀道啊行路有多难？
《思蜀》
文 | 余光中
1
在大型的中国地图册里，你不会找到“悦来场”这个地方。甚至勒敦加大教授许淑贞最近从北京寄赠的巨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长五十一公分，宽三十五公分，足足五公斤之重，上面也找不到这名字。这当然不足为怪：悦来场本来是四川省江北县的一个芥末小镇，若是这一号村镇全上了地图，那岂非芝麻多于烧饼，怎么容纳得下？但反过来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这地方岂不小得可怜，不，小得可爱，简直有点诗意了。刘长卿劝高僧：“莫买活洲山，时人已知处”，正有此意。抗战岁月，我的少年时代尽在这无图索骥的穷乡度过，可见“人蜀”之深。蜀者，属也。在我少年记忆的深处，我早已是蜀人，而在其最深处，悦来场那一片僻壤全属我一人。
所以有一天在美国麦克奈利版的《最新国际地图册》成渝地区那一页，竟然，哎呀，找到了我的悦来场，真是喜出望外，似乎飘泊了半个世纪，忽然找到了定点可以落锚。小小的悦来场，我的悦来场，在中国地图里无迹可寻，却在外国地图里赫然露面，几乎可说是国际有名了，思之可哂。
2
从一九三八年夏天直到抗战结束，我在悦来场一住就是七年，当然不是去隐居；而是逃难，后来住定了，也就成为学生，几乎在那里度过整个中学时期。抗战的两大惨案，发生时我都靠近现场。南京大屠杀时，母亲正带着九岁的我随族人在苏皖边境的高淳县，也就是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前面，惊骇逃亡。重庆大轰炸时，我和母亲也近在二十公里外的悦来场，一片烟火烧艳了南天。
就是为避日机轰炸，重庆政府的机关纷纷迁去附近的乡镇，梁实秋先生任职的国主编译馆就因此疏散到北碚，也就是后来他写《雅舍小品》的现场。父亲服务的机关海外部把档案搬到悦来场；镇上无屋可租，竟在镇北五公里处找到了一座姓朱的祠堂，反正空着，就洽借了下来，当作办公室兼宿舍。八九家人搬了进去，拼凑着住下，居然各就各位，也够用了。
朱家祠堂的规模不小，建筑也不算简陋。整座瓦屋盖在嘉陵江东岸连绵丘陵的一个山顶，俯视江水从万山丛中滚滚南来，上游辞陕甘，穿剑阁，虽然千回百转，不得畅流，但到一合川，果然汇合众川浩荡而下，到了朱家祠堂俯瞰的山脚，一大段河身尽在眼底，流势壮阔可观。那滔滔的水声日夜不停，在空山的深夜尤其动听。遇到雨后水涨，浊浪汹汹，江面就更奔放，像急于去投奔长江的母怀。
祠堂的前面有一大片土坪，面江的一边是一排橘树，旁边还有一棵老黄葛树，盘根错节，矗立有三丈多高，密密的卵形翠叶庇荫着大半个土坪，成为祠堂最壮观的风景。驻守部队的班长削了一根长竹竿，一端钻孔，高高系在树顶，给我和其他顽童手攀脚缠，像猴子一般爬上爬下。
祠堂的厚木大门只能从内用长木闩闩上，进门也得提高脚后跟，才跨得过一尺高的民初门槛。里面是一个四合院子，两庑的厢房都有楼，成了宿舍。里进还有两间，正中则是厅堂，香案对着帷幕深沉牌位密集的神龛，正是华夏子孙慎终追远的圣殿，长保家族不朽。再进去又是一厅，拾级更上是高台，壁顶悬挂着“彝训增辉”的横匾。
这最内的一进有边门通向厢房，泥土地面，每扫一次就薄了一层，上面放了两张床，大的给父母，小的给我。此外只有一张书桌两张椅子，一个衣柜。屋顶有一方极小的天窗，半明半昧。靠山坡的墙上总算有窗，要用一截短竹把木条交错的窗棂向上撑起，才能采光。窗外的坡道高几及窗，牧童牵牛而过，常常俯窥我们。
这样的陋室冬冷夏热，可以想见。照明不足，天色很早就暗下来了，所以点灯的时间很长。那是抗战的岁月，正是“非常时期，一切从简”。 电线不到的僻壤，江南人所谓的“死乡下”，当然没有电灯。即连蜡烛也贵为奢侈，所以家家户户一灯如豆，灯台里用的都是桐油，而且灯心难得多条。
半世纪后回顾童年，最难忘的一景就是这么一盏不时抖动的桐油昏灯，勉强拨开周围的夜色，母亲和我就对坐在灯下，一手戴着针箍，另一手握紧针线，向密实难穿的鞋底用力扎刺。我则捧着线装的《古文观止》，吟哦《留侯论》或是《出师表》。此时四野悄悄，但闻风吹虫鸣，尽管一灯如寐，母子脉脉相守之情却与夜同深。
但如此的温馨也并非永久。在朱家祠堂定居的第二年夏天，家人认为我已经十二岁，应该进中学了。正好十里外有一家中学，从南京迁校到“ 大后方”来，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简称青中。父亲陪我走了十里山路去该校，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参加入学考试。不久青中通知我已录取，于是独子生平第一次告别双亲，到学校去寄宿上学，开始做起中学生来。
3
从朱家祠堂走路去青中，前半段五里路是沿着嘉陵江走。先是山路盘旋，要绕过几个小丘，才落到江边踏沙而行。不久悦来场出现在坡顶，便要沿着青石板级攀爬上去。
四川那一带的小镇叫什么“场”的很多。附近就有蔡家场、歇马场、石船场、兴隆场等多处：想必都是镇小人稀，为了生意方便，习于月初月中定期市集，好让各行各业的匠人、小贩从乡下赶来，把细品杂货摆摊求售。四川人叫它做“赶场”。
悦来场在休市的日子人口是否过千，很成问题。取名“悦来”，该是《论语》“近者悦，远者来”的意思，满有学问的。镇上只有一条大街，两边少不了茶馆和药铺，加上一些日用必需的杂货店、五金行之类，大概五分钟就走完了。于是街尾就成了路头，背着江边，朝山里蜿蜒而去，再曲折盘旋，上下爬坡，五里路后便到青中了。
4
比起当年重庆那一带的名校，例如南开中学、求精中学、中大附中来，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不出名，而且地处穷乡，离嘉陵江边也有好几里路，要去上学，除了走路别无他途，所以全校的学生，把初、高中全加起来，也不过两百多人。
尽管如此，这还是一所好学校，不但办学认真，而且师资充实，加以同学之间十分亲切，功课压力适度，忙里仍可偷闲。老来回忆，仍然怀满孺慕，不禁要叫她一声：“我的母校！”
校园在悦来场的东南，附近地势平旷。大门朝西，对着嘉陵江的方向，门前水光映天，是大片的稻田。农忙季节，村人弯腰插秧，曼声忘情地唱起歌谣，此呼彼应，十分热闹。阴雨天远处会传来布谷咕咕，时起时歇，那喉音柔婉、低沉而带诱惑，令人分心，像情人在远方喊着谁。
校后的田埂阡陌交错，好像五柳先生随时会迎面走来，戴着斗笠。晚饭之后到晚自修前，是一天最逍遥最抒情的时辰。三五个同学顶着满天霞彩，踏着懒散的步调，哼着民谣或抗战歌曲，穿过阡陌之网，就走上了一条可通重庆的马路。行人虽然稀少，但南下北上，不时仍会遇见路客骑着小川马达达而来，马铃叮当，后面跟着要和的马僮。在没有计程车的年代，出门的经验不会比李白的“行路难”好到哪里去，有如此代步就要算方便的了。有时还会遇见小贩挑着一担青甘蔗路过，问我们要不要比劈一下。于是大伙挑出瘦长的一根，姑且扶立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削刀狠命地朝下一劈，半根甘蔗便砉然中分，能劈到多长就吃多长。这一招对男生最有诱惑，若有女生围观，当然就更来劲。
以两百学生的规模而言，砖墙瓦顶的挑高校舍已经算体面而且舒适了。这显然曾是士绅人家的深院大宅，除了广庭高厅有台阶递升，一进更上一进之外，还有月洞边门把长廊引向厢房，雕花的窗棂对着石桥与莲池，便用来改成女生宿舍，男生只好止步，徒羡深闺了。
男生宿舍就没有这么好了，隔在第二进的楼上，把两间大房连成兵营似的的通舱，对着内院的墙只有下半壁，上半空着，幸有宽檐伸出庇护，不消说冬天有多冷了。冬天夜长尿多，有些同学怕冷恋被，往往憋到天亮。又一个寒夜，邻床的莫之问把自身紧裹在棉被里，像只春卷，然后要我抽出他得腰带，把他脚跟的被角系个密不通风。我虽然比他还怕冷，倒不想采取这非常手段。
夏天更不好过，除了酷热之外，还得学周处除三害：苍蝇、蚊子、臭虫。臭虫之战最有规模，无一幸免。裸露的肉体是现成的美肴，盛夏的晚上正是臭族的良宵先是有人梦中搔痒，床板在辗转反侧下吱咯呻吟。继而愤然坐起，“格老子……龟儿子”地喃喃而诟。终于点起桐油灯盏，向上下铺的木板和床板，上下探照，察看敌情。这么一吵，大家都痒醒了，纷纷起来点灯备战，举室晃动着人影。臭虫虽是宵小之辈，潜逃之敏捷却是一流。木床的质料低劣，缝隙尤多，最容易包庇臭族。那些鼓腹掠食的吸血小龟，六足纤纤，机警得恼人，一转入地下，就难追剿了。于是有人火攻，用桐油灯火去熏洞口，把木床熏得一片烟黑。有人水灌，找来开水兼烫兼掩。如是折腾了大半夜，仲夏夜之梦变成了仲夏夜之魇。
至于六间教室，则是石灰板壁加盖茅草屋顶搭成，乃真正的茅屋。每个年级分用一间，讲课声则此呼彼应，沆瀣不分。如果哪位老师是大声公，就会惊动四邻，害得全校侧耳。其实上午上到第四节课时，男生早已饿了，只盼大赦的下课铃响，老师一合书本，就会泄洪一般，冲出闸门。
当然是冲去饭厅了。两间饭厅相通，一大一小，男生倍于女生，坐在大间，女生则坐小间。训导主任则站在中分的高门槛上，兼顾两边。食时不准喧哗，食毕，男生要等女生鱼贯而出，横越而过，沿着长廊，消失在月洞门里。这是全校男生一览全校女生的紧张时刻，有些女孩会在群童睽睽的注目下不安地傻笑起来，男孩子则与邻座窃笑耳语。晚餐时，这一幕重演一次，但在解散前另有高潮。只因训导主任惯于此时唱名派信，孩子们都竖直耳朵，热切等待主任的大嗓门用南京口音喊出自己的名字，这时正是三十年代转入四十年代，世界上还没有电视，长期抗战的大后方，尤其在悦来场这种地带，连电话和收音机也都没有，每天能在晚霞余晖里收到一封信，总是令人兴奋的。如果一天接到两封，全校都会艳羡。
记得下午都不排课，即使排了，也只有一两节。到了半下午，四点钟左右吧，便有所谓“课外活动”，不上体育课，便是赛球，那便是运动健将们扬威球场的时候了。孩子们兴高采烈，夹着篮球，向一里路外的罗家堡浩荡出发。到得球场，两队人马追奔逐球起来。文静的同学与球无缘，也跟去助阵，充当啦啦队，不然就索性爬到树上，读起旧小说或者翻译的帝俄时代名著来。我也在“树栖族”之列，往往却连《安娜﹒卡列尼娜》也无心翻看，却凝望着另一只大球，那火艳艳西沉的落日，在惜别的霞光与渐浓的暮霭里，颓然坠入乱山深处。
晚自修从八点到九点半，男生一律在大饭厅上。每人一盏桐油昏灯，一眼望去，点点黄晕映照着满堂圆颅，一律是乌发平顶，别有一种温馨闲逸的气氛。喧闹当然不准，但喃喃私语、吃吃窃笑却此起彼落，真正在温课或做习题的实在不多，看书的，所看也多是闲书，包括新文学和外国作品的中译，甚至训导主任禁看的武侠小说。写信、记日记的也有。但最多的是在聚谈，而年轻的饥肠最难安抚，所以九点不到又觉得空了，便大伙画起“鸡脚爪”来，白吃的一位就收钱采购，得跑一趟贩卖部，抱一包花生糖、沙其马之类的回来。
大饭厅的外面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矗立半空，扇形的丛叶庇荫着校园，像一龛绿沁沁的祝福。整个校园的众生之中，他不但最为硕伟，也最为长寿，显然是清朝的遗老，这一户人家的沧桑荣辱，甚至嘉庆以来、乾隆以来的风霜与旱涝，都记录在他一圈圈年轮的古秘史里。记忆深处，晴天的每一轮红日都从他发际的朝霞里赫赫诞生，而雨天的层云厚积全靠他一肩顶住，一切风声都从他腋下刮起。一场风雨之后，孩子们必定怀着拾金一般的兴奋去他得脚下，一盒又一盒，争捡半圆不扁的美丽白果，好在晚自修时放在桐油灯上去烧烤。只等火候到了，剥的一声，焦壳迸裂，鲜嫩的果仁就香热可嚼了。美食天赐的乡下孩子，能算是命穷吗？
5
青中的良师不少，孙良骥老师尤其是良中之良。他是我们的教务主任，更是吃重的英文老师，教学十分认真，用功的学生敬之，偷懒的学生畏之，我则敬之、爱之，也有三分畏之。他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深谙英文文法，发音则清晰而又洪亮，他教的课你要是还听不明白，就只能怪自己笨了。从初一到高三，我的英文全是他教的，从启蒙到奠基，从发音、文法到修辞，都受益良多。当日如果没有这位严师，日后我大概还会做作家，至于学者，恐怕就无缘了。
孙老师身高不满五尺，采三十多岁，竟已秃顶了。中学生最欠口德，背后总喜欢给老师取绰号，很自然称他“孙光头”。我从不符合他们，就算在背后也不愿以此称呼。可是另一方面，孙老师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步伐敏捷，说起话来虽然带点南京腔调，却音量充沛，句读分明。他和我都是四川本地同学所谓的“下江人”，意即长江下游来的外省人，更俚俗的说法便是“脚底下得人”。我到底是小孩，入川不久就已一口巴腔蜀调，可以乱真，所以同学初识，总会问我：“你是哪一县来的？”原则上当然已断定我是四川人了。孙老师却学不来川语，第一次来我们班上课，点到侯远贵的名，无人答应，显然迟到了。他再点一次，旁座的同学说：“他耍一下儿就来。”孙老师不悦，说：“都上课了，怎么还在玩耍？”全班都笑起来，因为“耍一下儿”只是“等一下”的意思。
班上有位同学名叫石国玺，古文根柢很好，说话爱“拗文言”，有“老夫子”之称。有一次他居然问孙老师，“‘目’英文怎么说？”孙老师说，“英文叫做wood。”有同学知道他又在“拗文言”了，便对孙老师解释，“他不是问‘木头’，是问‘眼睛’怎么说。”全班大笑。
在孙老师的熏陶下，我的英文程度进步很快，到了高二那年，竟然就自己读起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Charles Lamb:Tales from Shakespeare）来了。我立刻发现，英国文学之门已为我开启一条缝隙，里面的宝藏隐约在望。几乎，每天我都要朗读一小时英文作品，顺着悠扬的节奏体会其中的情操与意境。高三班上，孙老师教我们读伊尔文的《李伯大梦》（Rip Van Winkle）,课后我再三吟诵，直到流畅无阻，起了无穷。更有一次，孙老师教到《李氏修辞学》，我一读到丁尼生的《夏洛之淑女》（The Lady of Shalott）这两句：
And up down the people go，Gazing where the lilies blow……
（而行人上上下下地往来，凝望着是处有百合盛开）
便直觉必定是好诗，或许那时缪斯就进驻在我的心底。
至于中国的古典诗词，倒不是靠国文课本读来，而是自己动手去找各种选集，向其中进一步选择自己钟情的作者；每天也曼声吟诵，一任其音调沦肌浃髓，化为我自己的脉搏心律。当时我对民初的新诗并不怎么佩服，宁可取法乎上，向李白、苏轼去拜师习艺。这一些，加上古文与旧小说，对一位高中生说来，发轫已经有余了。在少年的天真自许里，我隐隐觉得自己会成为诗人，当然没料到诗途有如世途，将如是其曲折而漫长，甚至到七十岁以后还在写诗。
青中的同学里下江人当然不多，四川同学里印象最难磨灭的就是吴显恕。他虽是地主之子，却朴实自爱，全无纨袴恶习，性情在爽直之中蕴涵着诙谐，说的四川俚语最逗我发噱。在隆重而无趣的场合，例如纪念周会上，那么肃静无声，他会侧向我的耳际幽幽传来一句戏言，戳破台上大言炎炎的谬处，令我要努力咬唇忍笑。
他家里藏书不少，线装的古籍尤多，常拿来校内献宝。课余我们常会并坐石阶，共读《西厢记》、《断鸿零雁记》、《婉容词》，至于陶然忘饥。有一次他抱了一叠线装书来校，神情有异，将我拖去一隅，给我看一本“禁书”。原来是大才子袁枚所写的武则天宫闱秘史，床底之间如在眼前，尤其露骨。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文章袁枚是写得出来的。当时两个高中男生，对人道还半朦不懂，却看得心惊肉跳，深怕忽然被训导主任王芷湘破获，同榜开除，身败名裂。
又有一次，他从家中夹来了一部巨型的商务版《英汉大辞典》，这回是公然拿给我共赏了。这种巨著，连学校的图书馆也未得购藏，我接手过来，海阔天空，恣意豪翻了一阵，真是大开了眼界。不久我当众考问班上的几位高材生：“英文最长的字是什么？”大家搜索枯肠，有人大叫了一声说，“有了，extraterritoriality！”我慢吞吞摇了摇头说，“不对，是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说罢便摊开那本《英汉大辞典》，郑重指正。从此我挟洋自重，无事端端会把那部番邦秘笈夹在腋下，施施然走过校园，幻觉自己的博学颇有分量。
另外一位同学袁可嘉却是下江人。我刚进青中时，他已经在高二班，还当了全校军训的大队长，显然是最有前途的高材生。他有一种独来独往、超然自得的灵逸气质，不但谈吐斯文，而且英文显然很好，颇得师长赏识，同学敬佩。
那时全校的寄宿生餐毕，大队长就要先自起立，然后喝令全体同学“起立！”并转身向训导主任行礼，再喝令大家“解散”！我初次离家住校，吃饭又慢，往往最后停筷。袁大队长怜我年幼，也就往往等我放琬，才发“起立”之令。事后他会走过来，和颜悦色劝勉小学弟“要练习吃快一点”，使我既感且愧。
有了这么一位温厚儒雅的大学长，正好让我见贤思齐，就近亲炙。不了正如古人所说，他终非“池中物”，只在青中借读了一学期，就辗转考进了全中国最好的学府“西南联大”去了。
后来袁可嘉自己却得以亲炙冯至与卞之琳等诗坛前辈，成为四十年代追随艾略特、奥登等主知诗风的少壮前卫。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也追随青年会中学回到我的出生地南京，继续读完高三。那时袁可嘉已成为知名的诗人兼学者，屡在朱光潜主编的《大公园》周刊上发表评论长文，令小学弟不胜钦仰。
五十二年后，当初在悦来场分手的两位同学，才在天翻地覆的战争与斗争之余，重逢于北京。在巴山蜀水有缘相遇，两个乌发平顶的少年头，都被无情的时光漂白了，甚至要漂光了。
而当年这位小学弟，十岁时从古夜郎之国攀山入蜀，十七岁又穿三峡顺流出川，水不回头人也不回头。直到半世纪后，子规不知啼过了几遍，小学弟早就变成了老诗人，才有缘从海外回川。但是这一次不是攀山南来，也并非顺流东下，而是自空而降，落地不是在嘉陵江口，而是在成都平原。但愿下次有缘回川，能重游悦来场那古镇，来江边的沙滩寻找，有无那黑发少年草鞋的痕迹。
余老，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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