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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丘吉尔在战时经历过的最富戏剧性的60个小时，但对英国的命运来说却具有决定性意义。
伦敦时间1941年12月7日深夜，密切关注日美关系变化已有近半年之久的丘吉尔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日本海军航空兵在珍珠港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同时袭击了美、英、荷三国的舰队，战火已经蔓延到太平洋。首相大人几乎是飞奔着从官邸的餐桌旁跑进了办公室，要登门拜访的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接通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告知后者“愿上帝保佑你”。紧接着，12月8日，他亲自致函已在夏天被召回东京的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宣布“两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同样是在这一天，英王乔治六世批准丘吉尔临时出国三周，以便前往美国出席确定两国同盟战略的“阿卡迪亚”会议。而在12月10日一早，第一海务大臣庞德送来了噩耗：皇家海军在远东最强大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刚刚在马来外海被日机炸沉。
从上一次大战开始，丘吉尔就坚信：只有当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球头号工业强国以及海洋大国加入与英国的同盟，物质力量正在不断下滑的不列颠才能抵挡住陆上强敌的进逼，继而反败为胜。正如1917年的齐默尔曼电报事件吹响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丧钟，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后紧随日本对美宣战，使英美两国关系变得风雨同舟。大洲级强国美国加入战局，将彻底抵消掉德国暂时的物质优势，确保英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胜利一方的阵营里。但“威尔士亲王”号的悲剧又显示：1941年时的英国，处境远比1917年来得微妙。由于法国在1940年早早战败，不列颠被迫将其大部分武装力量集中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以应对德意两国的威胁；它留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少量舰艇以及步兵，连自保都很困难，更不消说为美国分担抗击日本的重任。假使美国按照自身的利益考量，首先专注于在太平洋击败日本，则继续以一国的人力资源对抗德国和意大利的不列颠不仅要忍受更漫长的“失血”，在战争结束时也将因力量耗尽而处在更不受重视的地位。
所幸在两次大战期间，丘吉尔已经对未来的联盟战略做了未雨绸缪的思考。在1923—1931年出版的六卷本一战回忆录《世界危机》中，他细致地回顾了英法同盟在“一战”期间暴露出的问题，意识到由于两国从未将其总体战略、后勤补给、工业生产乃至宣传策略结合成一个真正的整体，提前结束战争的希望在很多时候被低效率葬送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在未来英美结盟时，必须尽可能多地强调双方目标的一致性，哪怕暂时牺牲若干眼前利益，也要“将盟友编织到战争的体系中去”。假使希望让盟友承担更重的战略责任，则必须注意到这种转移未必是全面的、永久性的，有必要在其他领域随时做出让步。另外，在1933—1938年出版的四卷本历史著作《马尔巴罗：生平与时代》中，他还总结了自己的先祖、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在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缔造多国同盟的经验，得出结论：在有希望扩大本国所在的联盟时要不惜捐弃前嫌，甚至忍气吞声；在分裂对手所在的联盟时则要相机出价，优先考虑最具地理重要性，或者支出成本最低的交易对象。以这些历史经验作为信条，整个二战期间，丘吉尔不仅成功地确保了跨大西洋同盟的稳定，使这一同盟尽可能多地服务于英国的需求；还为战后欧洲的政治复兴做出了规划，令其不至于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从取得的实际成效看，这位马尔巴罗的后代丝毫不亚于其祖先，无愧为同盟国三巨头之一。
1941年8月，丘吉尔搭乘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前往北美，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两人在此次会议中签订了《大西洋宪章》。“威尔士亲王号”随后被调往远东新加坡，作为英国远东海上核心力量威慑日本。珍珠港事件之后，被日海军联合舰队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中击沉
山穷水尽的大英帝国
当丘吉尔在1940年5月登上首相之位时，英国的军事机器是按照一种慢节奏的动员速度在运转的。尽管已经做出了对德战争无法避免的预期，但伦敦对法国能将德国长期阻滞于西线信心过于充分，并未尽快挖掘其工业产能的潜力，集中全力制造前线所需的坦克、战斗机和护航舰艇。结果在敦刻尔克溃败之后，英军一举丢失足够装备10个师的武器和补给品，而本土的库存只够扩充2个师之用。尽管美国在1940年6月初紧急伸出援手，同意一次性出售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900门火炮和大批弹药，但缺口依然相当严重。
比军火短缺更严峻的考验是财政压力。作为一个海岛国家，尽管英国本身的制造业规模尚属可观，但大部分战略性原材料和石油都须自海外进口；而在20年代失败的金本位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冲击下，英镑的汇率并不坚挺。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伦敦全部的黄金储备、外汇现钞以及可随时抛售的海外资产只折合45亿美元，这部分财富到1940年12月为止已经悉数耗费在购买军火上。另外通过开采南非的黄金、向北美出售奢侈品以及强制征购民间存有的美国股票和证券，英国又筹集了不到20亿美元的资金，但这甚至连付清已经签下订单的物资的开支都不够。情急之下，财政部甚至已经打算征购老百姓的金戒指和金项链。
约翰·怀南特，二战中美国驻英国大使
造成财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依然厉行中立，要求英方对下单的军事物资“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这不仅是指美方要求对一切订货先行付款，而且他们拒不接受存在贬值风险的英镑。美国要求英方要么用美钞和黄金付款，要么开出以英镑为单位的借据、准许美方用此借据在英国市场上自行购买商品，再由英国财政部负责还款。这样一来，伦敦手中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的资产很快被榨干了。法国陷落之后，英国甚至毫无愧意地接收了法方已经向美国付过货款、尚未来得及交付的价值6亿美元的战斗机、卡车和步兵武器，只因为这批军火不必再付现钞。但类似的运气不可能再碰上，而德国随时有可能强渡英吉利海峡。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是唯一有可能向英方提供大量工业制成品和军需物资的国家；但许多英国政治家和军队将领对美方的能力以及意图都不信任。帝国陆军副总参谋长迪尔上将抱怨说，美国“对战争全无准备，而且软弱不堪”；由于比英国更晚进入动员状态，1940年全年美国的军火总产量只及英国的一半，1941年也只达到2/3。另外，为了避免在1940年大选之前得罪国会里的孤立主义者，到1940年夏天为止，罗斯福批准向英国出售的要么是一战时的库存旧武器，要么是美军自己已经淘汰的装备，殊少亮点。怀疑主义者据此认定，要么是美国根本制造不出真正的高技术兵器，要么是他们居心不良，只想用旧货榨取英国的金钱。
丘吉尔式社交
只有丘吉尔对美国的价值和它的善意始终怀抱信心。这不仅是因为他身为一战亲历者，亲眼见证了毫无大陆作战经验的美国如何迅速转型成一个令人生畏的海陆军大国；更因为他深知海洋国家的共性决定了美国不会坐视德意两国独占欧陆市场。从30年代开始，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就竭力宣扬“英语国家”和“跨大西洋共同体”这两个概念，使美国公众和精英相信两国实乃休戚与共。法国沦陷之后，他所发表的几乎每一场演讲都会提到美国，强调北美不可能单独幸免于希特勒的暴政。在许多美国民众心目中，丘吉尔在成为主要的战时伙伴之前，已经是一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前途怀抱热情的挚友，这对扭转舆论无疑意义重大。
更重要的则是上层攻势，尤其是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私人信函往来。从1940年5月走马上任到1945年4月底罗斯福去世，丘吉尔先后致函美国总统950封，收到回信750件，平均每三天就有一次直接交流。这些通信虽然发生在两个大国领导人之间，所用的署名却是“前海军人员”。它试图让罗斯福感到：丘吉尔之所以和他亲密有加，不仅是因为他位高权重、领导着全球第一大国，更因为两人曾有过类似的职业经历（都执掌过海军部）和战略理念，丘吉尔尊重罗斯福的专业见识和判断力。这让素有贵族做派、与大部分美国传统政治家调性不同的罗斯福倍感受用。另外，在坦率承认英国所面对困难的同时，丘吉尔在信函中也体谅美国的现实处境，尤其是罗斯福本人面对的国内政治挑战，这又让罗斯福感到对方是一位真正的朋友，而不是索取无度的吸血鬼。罗斯福的演讲撰稿人、战时情报局（OWI）总监罗伯特·舍伍德——这位“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个著名词语的发明者——曾回忆：“他们两人都是世界级的政治—军事领导者，而那一行历来是阳春白雪之地，很少有人能有机会和同行一起切磋交流。而当丘吉尔和罗斯福以老练的眼光彼此打量对方时，他们都对对方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钦佩，对对方面临的战略考验产生了富有同情的理解，这一点非顶级政治家不能为也。”尽管这种私人交往并非每一次都合乎丘吉尔的心意，但至少在战争前期，英国从中获益良多。
1943年6月8日，盟军各战线的武装力量首脑齐聚北非召开会议，研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战略问题。照片从左至右为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英军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北非战区盟军空军司令阿瑟·特德；英国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副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马歇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中坐者为丘吉尔
上层攻势针对的不仅是总统本人。当丘吉尔发现罗斯福极度倚重他的私人顾问、前商务部长哈里·霍普金斯之后，立即邀请这位关键人物出任驻英特别使节，可以越过美国驻英使馆直接和首相官邸打交道。霍普金斯的角色类似王朝政治时代欧洲君主之间的宫廷大使，丘吉尔会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在闲聊中向其传达英国的战略需求。每次召开有英美两国领导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之前，丘吉尔也会把自己最关注的问题提前透露给霍普金斯，以使罗斯福对此心中有数，形成默契。1943年底艾森豪威尔就任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官之后，这套丘吉尔式社交法也被用到了他身上：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的几个月里，丘吉尔平均每周要和艾森豪威尔一起进餐两次，双方的分歧在饭桌上被坦诚地公开，随后尽量加以弥合。
在这套无与伦比的社交攻势下，美国和英国真正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1940年9月，白宫批准了“驱逐舰换基地”交易，英国向美国转让在加勒比海的十余处军事基地和建筑用地的租借权，换取可解燃眉之急的50艘旧驱逐舰。同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提出了关于“向邻人出借救火水管”的著名比喻，暗示可以允许英国不必支付现款、而以借用或记账的方式从美国获得军需物资，这对财力枯竭的英方正是天大的利好消息。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正式签署了已经由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增强美国防御的法令》，即《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该法案规定，总统有权下令制造“与防卫美国具有重大关联的任何一国政府所需的一切防务物资”，并用出售、交换、出租、借用等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些物品。待战争结束后，受益国可以用实物或金融资产，抑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作为偿还手段，而在战时既不必付款、也不做记账。该法案生效之后，英国因参战造成的财政紧张终于大大缓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同盟国也成为租借计划的受益者。整个大战期间，英帝国获得的武器装备和补给品总价值超过313.87亿美元（按当时币值折算），其中68亿元系以反向租借（英方向美国提供航空基地、兵器技术和专业人员）方式抵偿，而1945年之后交付的许多物资干脆只按实际价格的10%折算。英国真正为租借物资付出的现款，只有战后议定的10.75亿美元，分50年还清（年息2%），并且可以酌情推迟。直到2006年12月29日，英国才真正支付完最后一批租借物资的尾款8330万美元，此时距离丘吉尔去世已有整整51年之久了。
1941年12月23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前一天，丘吉尔冒着被德国潜艇袭击的风险，搭乘“ 约克公爵”号抵达美国。这是他自珍珠港事件之后首次到访美国，以确定美国正式加入二战之后构建同盟的种种战略问题
将美国拴在欧洲
当丘吉尔在1941年12月12日离开克莱德河，踏上访美之旅时，如释重负的心情已经离开了他。虽然如罗斯福所言，两国已经真正成为同舟共济的战时盟友，但日本的不宣而战和节节进逼意味着美国极有可能优先关注太平洋局势，从而将大西洋和地中海方向的压力依旧留给英国独立承担。而从英国的利益出发，丘吉尔希望美方遵循“先欧后亚”的战略顺序，首先缓解英国的困境，随后集中力量摧毁纳粹德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在座舰“约克公爵”号上起草了三份战略备忘录：第一份着重说明，1942年之内最现实的反攻计划应当放在法属西北非，首先集中可用的英美陆上兵力在当地登陆，随后以此为跳板、研究反攻欧洲大陆的可能性；第二份谈论太平洋战场，核心观点是：尽管日本目前占有优势，但其人力资源和工业产能的潜力有限，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张下去。英美两国需要积蓄力量，着手建造尽可能多的夺取制海、制空权所需的航空母舰，随后再转入全面反攻；第三份讨论的是在1943年反攻欧洲大陆的可能性，计划最终于1944年底击败德国，结束战争。
毋庸置疑，尽管所有这三份备忘录都把英美两国作为并列的主语，但英国的需求始终是“前海军人员”优先考虑的对象。在丘吉尔看来，德国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以及隆美尔的非洲军对埃及的威胁构成了一种危险：即使希特勒不再考虑突破英吉利海峡，英国本土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也会因苏伊士运河被占领以及潜艇的肆虐而彻底被切断。届时，不仅英国的生存岌岌可危，苏联也将因租借物资的输入渠道被切断而迅速溃败，使希特勒提前实现征服欧洲的梦想。而首先进军北非，可以借用美国的力量帮助英国维持苏伊士运河以及地中海交通线的畅通，随后无论是在大西洋上围剿德国潜艇，还是对南欧和西欧实施两栖登陆，都有了合适的战略后方。而在太平洋方向新建大量航母需要两年时间，在此期间美国的注意力仍将放在欧洲。
吸引罗斯福同意该计划的，除去他本人的战略判断，还有微妙的时间因素：尽管美国生产机器的运转速度远远超出了预期，在1942年就实现了两倍于英国的军火产量，但美国的人力动员速度其实比预计的要慢。到1944年春天为止，与轴心国军队处于战斗接触状态的英国师依然比美国多1/3。而以英国和大西洋为中转站向欧洲实施兵力、物资投送，也会比太平洋方向来得顺畅——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水面战实力毕竟与日本相差甚远。更何况，对看重苏联战略价值的罗斯福来说，没有英国的支持，运补俄国的北极航线根本不可能开辟。通盘考虑之下，阿卡迪亚会议最终确认：“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会议同时决定建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生产、运输联席委员会，美国终于被牢牢拴在了欧洲。
市场花园作战中，英军的克伦威尔式坦克正在通过荷兰奈梅亨附近，横跨瓦尔河的大桥。盟军原本计划以英军为主力，使用空降部队奇袭夺取荷兰境内5座桥梁，但由于忽略当地抵抗武装有关德军装甲军调动的情报，作战最终失败
彻底沦为配角
然而这种合作模式，同样存在严重的隐忧。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接受其腹稿的原因，除去利益一致外，主要是英国的物质实力：因为英国在1942年依旧承担着多条战线的关键角色，从而为美国动员兵力、投送装备争取了时间，美方必须对英国的诉求做出迁就。但在1943年之后，随着美国可以动用的前线兵力和装备的总数大幅度超过英国，即使是丘吉尔提出的计划，也未必总能收获美方的积极反应。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问题——在斯大林的呼吁下，罗斯福从1943年春天开始就竭力主张在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以法国作为反攻欧陆的方向；而丘吉尔出于对地中海和中近东利益的关心，对南欧的“巴尔干软下腹”更为着迷。对英国来说，南欧战役可以避开集结于法国沿海预设工事内的西线德军主力，对兵力已无多少潜力可挖的英军是更理想的路线；但在实力愈发雄厚的美国看来，重要的是尽可能快地摧毁德国的抵抗能力。
从1942年1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到1943年5月的华盛顿“三叉戟”会议和8月的魁北克会议，再到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丘吉尔四次公开抛出南欧反攻路线，与明里受美方追捧、背后还有苏联背景的法国登陆方案做竞争，最终败北。到德黑兰会议尘埃落定之时，美国的军火年产量已经上升到英国的3.45倍，连苏联的产量也超过了英国。当1945年2月丘吉尔出席雅尔塔会议时，不得不哀叹：“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在相对次要的太平洋战争，英军的贡献同样有限：1944年夏天他们就开始策划在仰光实施两栖登陆的“吸血鬼作战”，但因为登陆艇和护航舰艇数量不足，直到日本战败也没能折腾出任何动静。当1944年9月由英军承担突入德国领土重任的“市场—花园作战”受挫，丘吉尔在涉及战后欧洲秩序的讨论中彻底沦为了配角，再也不复战争初期的风头。
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下滑相伴随的，还有英国作为全球贸易和霸权货币中心的衰落。1919年时，36岁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曾以老师的口吻告诫美国代表：只有援助英法德三国的战后复兴，美国才能继续从全球复兴中获益。但在1943—1944年关于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的英美谈判中，过去的老师凯恩斯几乎在每一项重大问题上都遭到了美国代表哈里·怀特的反诘。尽管凯恩斯关于由世界央行和国际清算联盟统一管理全球贸易以及收支状况的方案并不带多少国别色彩，还是被警惕的美国代表视为包藏祸心，予以全盘否定。结果，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的联合国家和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几乎变成了美国的独角戏。会议最终决定：战后的西方世界将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以监管。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满足全球头号贸易大国美国对“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的要求。创设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助各国进行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恢复，美国凭借雄厚的财力成为当然话事人。至此，美元终结了英镑，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主宰者。亲自率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丘吉尔，在那一刻是否会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他为了恢复金本位制和英镑霸权地位而做过的徒劳尝试？
维希政权第三号人物达尔朗，丘吉尔和罗斯福原计划将他扶植为战后法国领导人
冷遇戴高乐的“自由法国”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丘吉尔所倡导的“将美国拴在欧洲”的政策，最终成了美国吸纳欧洲、将其变为美国霸权支柱之一的先声。但对千疮百孔的英国来说，这毕竟好过臣服于希特勒的铁蹄，或者被汹汹而来的红色巨浪所吞噬。倚重英美同盟，进而通过这一同盟实现英国的战略诉求，已属难得的硕果。而这只是同盟战略的一根支柱；在交结较小的盟友以及分化轴心国集团方面，英国的表现同样相当活跃。
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际，英法两国自视为欧陆中小国家的安保资源输出者。法国沦陷之后，比利时、挪威、荷兰、波兰、南斯拉夫等10多个国家的合法政府陆续流亡到伦敦，获得英国政府的接纳。丘吉尔不仅积极协助他们进行反德宣传，还在英军编制下帮助这些流亡政权建立自己的武装，共同投入反攻欧洲大陆的行动。在这些政权中，除去几个东欧国家最终因为英美对苏妥协未能维持原有政体外，大部分都在战后返回故国，继续行使治权。在丘吉尔的推动下，1944年9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流亡政府在伦敦缔结了关税同盟协议，以改善小国在战后世界中的经济、政治地位，这一先见之明也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先声。
唯一的例外是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权。尽管丘吉尔对单方面宣布对德媾和的法国维希政权不抱好感，但出于现实主义考虑，依然认定其有“剩余价值”可挖。而单枪匹马的戴高乐虽然获得了数千名撤退至英国的法国残军的拥护，但因为他们志在反攻故土，和丘吉尔主张的南欧反攻方案存在冲突，因此遭到英国政府的冷遇。在丘吉尔看来，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不应超越英美同盟，尤其是其庇护者英国的战略利益；假使维希政权愿意和英方接触，减少英军的物质力量损失，也不妨顺势利用。这一主张同样得到罗斯福的支持。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正在当地视察的维希政权三号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宣布与盟军合作，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度打算扶植他作为未来法国的领导人。尽管达尔朗在不久后遇刺身亡，但英美两国很快物色到另一位维希当局高级将领吉罗，以他为西北非法军总司令。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与戴高乐、吉罗会晤，强行要求“自由法国”运动与倒戈的原北非维希军队合作，并在当年6月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中设置了戴高乐—吉罗双头模式，以牵制桀骜不驯的戴高乐。
直到1944年6月戴高乐单方面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加上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自由法国”的不可替代性才真正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同年8月19日，效忠戴高乐的法国国内军在巴黎发动起义，获得自由法国第2装甲师的驰援，在6天后迫使德国守军投降。这一行动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丘吉尔最终接受了戴高乐将成为战后法国最高领导人的事实，同意将对他的支持贯彻到底。1944年10月，英美两国将法国1940年转移至加拿大、西北非和马提尼克的黄金储备交给戴高乐政权，这个磕碰不断的盟友终于留在了西方阵营中。
1943年6月，在罗斯福（左二）和丘吉尔（右一）的撮合下，亨利·吉罗（左一）和夏尔·戴高乐（右二）合作共同担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
欧洲一体化与“三巨环”
对戴高乐态度的转变，正是富于现实主义气息的政策思维在丘吉尔身上的展现。这种态度同样反映在他对战败国的看法上：当意大利表现出脱离轴心国集团的意向时，正是英国首先表示了欢迎，并且主导了意大利军队解除武装的安排。至于德国，他在1946年9月19日的苏黎世大学演讲中表示，可以与其法国结成伙伴关系，继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范围更大的“欧洲合众国”；英国和英联邦将成为这个新欧洲的伙伴和监护人，美国则是其“盟友兼（财政）赞助者”。1950年，他又批评艾德礼政府没有派代表参与法德发起的欧洲煤钢联营谈判，错失了与欧洲站在一起的良机。由于这些倡议，丘吉尔在今天也被列为欧盟创始人之一。
但从更高的层次看，“欧洲之友”还不是丘吉尔所设想的战后英国应当扮演的最终角色。战后初期，他在多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外交理念——“三巨环”（Three Majestic Circles）。第一道环是英国本土以及英联邦，它们将凭借其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力，充当美苏两极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新近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有许多曾是英国殖民地）维持影响力；第二道环是英语国家及其领导力量：英美同盟。在经验和软实力方面，美国仍有许多可以倚重英国的地方；第三道环是在英国提携之下的欧洲共同体，尤其是以法德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苏联将往何处去，从大西洋到黑海都应当结成一个自发的联合体。
对比凡尔赛体系之下的欧洲和平安排以及1939年大战爆发的诱因，不难看出：身为英国人的丘吉尔在坚持英国传统的离岸制衡者角色之外，的确对历史教训做了深刻的反思，希望能制订出一种既能快速实现欧洲复兴、又不至于沦为美苏，特别是苏联附庸的政策方案。无独有偶，同一时期戴高乐、阿登纳等欧陆政治家也提出过形形色色的一体化方案，希望将自身塑造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第三种力量”。可惜的是，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的老对手戴高乐，最终都未能如愿：美苏这两个大洲级强国具备的人口、资源和工业潜力都超过了欧洲所能达到的极限，中等强国的时代已经过去，超级大国的全盛期即将来临。当丘吉尔在1951年重新登台执政之时，构成“三巨环”第一环的英联邦已经处于涣散状态。在他最终退休后的第二年，1956年，英法入侵埃及的军事行动被美苏联手喝止。不列颠最后的黄金时代，和它的最后一位伟大首相一起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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