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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黄色是最尊贵的帝王之色，庶民不得僭越。但对宫廷对黄釉瓷器的追求，却一直到明清才真正兴盛起来。这其中既有陶瓷技术发展的掣肘，也有帝王审美眼光的偏好，更有皇权禁忌的强力制约。这几方面的影响作用在一起，看似阴差阳错，却有着必然的因果……
一、朴素的黄色崇拜
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和中原地区的汉人，对黄土地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说文》：
黄，土之色也
黄色因土而贵，其美好的象征意义来源于先民对土地的深情，并延伸出“黄土造人”的传说。《太平御览·风俗通》：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
黄土高原
其次，谷物成熟时的金黄，在农耕民族眼中，是最能带来喜悦与希望的颜色。
再次，黄金自古以来就等同于巨额财富，这也促成了黄色高贵、富贵的含义。
最后，华夏民族崇敬黄帝、炎帝，以炎黄子孙自居。而黄帝的形象又与黄色紧紧联系在一起。司马贞索隐《史记》：
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
《韩诗外传》：
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
二、五行、五德之说里的黄色
早在春秋时期，五德轮转之说就已形成。《吕氏春秋》：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自此，后世朝代多以此确立“国色”。秦始皇以“水”克“火”，登上皇帝宝座，故秦朝尚黑，取代了周朝的红色。
秦兵黑甲黑旗
汉朝初兴，开始是以火德立国的，还专门为刘邦杜撰了“赤帝斩白蛇”的离奇故事。武帝时，又回到了以“土”克“水”的传统。《汉书》：
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随顺黄德
值得一提的是，黄色在五行中代表中央。在古人看来，中国乃中央之国，地位高于四方。黄色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家民族的代表色。
一、汉至南北朝
前文提到的“五德”之说，让黄色虽然地位尊崇，却也不可能成为每个朝代的“国色”。如秦朝以水德立国，上至君王、下至臣工，均着皂衣。汉朝在武帝时改为土德，黄釉陶器才姗姗来迟。当时的黄釉与大名鼎鼎的汉绿釉一脉相承，含铅多则绿，含铅少则黄。但早期黄釉发色并不稳定，故在市场竞争中远远落后于绿釉。陶瓷技术的发展在此时拖了黄釉的后腿，使其错过了历史上第一个尚黄的时代。
汉代黄釉羽觞杯
南北朝时期，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胡人舞乐扁壶，开始黄的明亮、纯正。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很多考古证据都指向铅釉由西域传来。从世界范围看，最早的铅釉发源地是在埃及。这件黄釉胡人舞乐扁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学说的可能性。
黄釉胡人舞乐扁壶
二、隋唐
自汉武帝始，汉朝君王常服改为黄色。《汉书·律历志》载：
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混乱，隋朝沿袭汉朝旧制，黄色成为法定的帝王服色，并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虽君王服黄，但禁忌却并不严苛。至唐中期，黄衣宦官已是多如牛毛。如白居易《卖炭翁》有：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黄釉瓷器虽开始普遍烧造，但在在南越窑和北邢窑两大窑口夹击之下，黄釉并不耀眼，没有赢得地位，进入宫廷。寿州窑、长沙窑、曲阳窑、浑源窑等，都是烧造黄釉的民间窑口。安徽寿州窑为其中的佼佼者。陆羽在《茶经》中评价道：
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寿州瓷黄，茶色紫
寿州窑黄釉执壶
能够在《茶经》榜上有名，说明当时的黄釉瓷器烧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色泽呈现非常饱满。
此外，唐三彩中有黄马、黄骆驼的形象。唐三彩是陶器，多用做陪葬，故器物风格非常写实，希冀着将地上的繁华带入另一个世界。
唐三彩 黄骆驼
总之，黄釉瓷器于隋唐之际，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此时距离黄釉的盛世，还非常遥远。
三、宋辽元
宋朝，君王服黄更加深入人心，否则也不会有赵匡胤黄袍加身事件。但两宋理学、道家兴盛，一个讲究简素质朴，一个讲究清极遁世。在这种哲学思潮下，冷色调盛行，青瓷系统得到极大发展，温暖明媚的黄釉却无法打动人心。就连宋代黄袍也是淡黄之色，与其他朝代迥异。但零星出土的几件宋代黄釉，证明着它还在民间顽强生存。
宋代黄釉狮子枕
“南方不亮北方亮”，在宋朝不受待见的黄釉，却在北边的辽国大放异彩。其技艺延承唐三彩，以仿金属制品的黄釉最为精彩。
契丹介于游牧民族与民耕民族之间，形成独特的渔猎民族风貌，“随水草，就畋牧，车帐为家”，不怕摔碰颠簸的金属制品自然是生活中的首选。金属以黄金为贵，黄色遂成其精神追求的象征。
辽黄釉中，以鸡冠壶最为典型。下图内蒙古科尔沁旗博物馆藏辽黄釉牡丹纹鸡冠壶，线纹微微凸起，模仿金属锤揲工艺，硬朗明快，另有一番北方大气简洁的美感。
辽黄釉牡丹纹鸡冠壶
时至元朝，统治者酷爱蓝白红三色，元青花名震天下，红釉也发展的红红火火，唯独不待见黄色，黄釉只得退居幕后。但当它再次出现时，却是一番盛世景象。
游牧民族眼中都是长空白云，对土地没有太深的眷恋。所以蒙古铁蹄打下了一个大大的疆土，却最终没有学会守成。成吉思汗自称是蓝天的使者，马可波罗也曾说忽必烈养着5000多名专职的观星者。以上都说明蒙古的根不在土地，更像翱翔在蓝天的雄鹰。
明朝建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元朝价值观，恢复汉室文化。传统的“五行”、“五德”之说，帝王用起来最为顺手。《大明会典》记载：
洪武九年，定四坛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
黄釉就这样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我们尚未发现洪武朝的黄釉瓷器，朱元璋打仗是一把好手，搞艺术实在勉为其难，永乐朝于是成为宫廷黄釉的起始。其制式符合官窑标准，色润不油、釉亮不腻，底部白釉明显有甜白釉的特征。黄釉时隔百年的第一次登场，就博了个满堂彩。
永乐黄釉碗
大明帝国中期，封建等级观念愈发森严，禁忌之礼越来越多。《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又是凌迟，又是连坐，非常残酷，对景德镇民间瓷业造成极大伤害。另有《明史·舆服志》记载：
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玄黄、柳黄、姜黄、明黄及诸紫色
可见从正统、天顺二朝开始，不管是黄服还是黄瓷，都已成为皇家专用。这样分明的等级观念，也从另一个侧面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回归。
官家黄釉自永乐起，明代各朝均有烧造，但真正让黄釉走向巅峰的，还是“弘治娇黄”。
弘治是位好皇帝，当时大明刚刚从“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中缓过神儿来，父亲成化又天性懦弱，重用外戚。弘治帝上位后，励精图治，清佞臣，用贤良，朝野上下为之一振，史称“弘治中兴”。在个人生活上，弘治非常勤俭，多次下令减免景德镇御窑的烧造任务。但无论如何，宫内日常使用和祭祀用的黄釉是免不了的，官窑匠人们只能将一身本领倾注在黄釉上，这也许是“弘治娇黄”成为黄釉之王的最大原因。
弘治娇黄盘
“娇黄”二字，已经恰如其分的将弘治黄釉的平整、滋润、娇嫩表达出来，后民间讹传为“浇黄”，又被今人穿凿附会成“浇釉”工艺所制，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其实无论“娇黄”还是“浇黄”，都不如其另一别称“鸡油黄”更有生命力，油润之感呼之欲出，正所谓大俗既大雅，当是如此。
弘治后，黄釉艺术性大幅降低，只是中规中矩的保持着皇家御用的身份。嘉靖万历时，景德镇官窑形同虚设，民窑迅速崛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黄釉更加渐行渐远，于深宫内苑等待着再一次的辉煌。
康雍乾三朝，对中国瓷器的贡献是极为卓著的。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力的强盛，另一方面也与三位皇帝卓绝的审美眼光有关。从康熙朝开始，御窑的黄釉生产不再局限于宫廷日用和祭器，而是以艺术审美为第一要素，提梁壶、太白尊、莱菔尊等仿古器型逐渐增多。
康熙黄釉太白尊
雍正朝，黄釉突破了皇家明黄之色的限制，出现蛋黄、蜜蜡黄、柠檬黄等品种，尤以柠檬黄最为突出。它黄的娇嫩、明媚、耀眼，甚至让人有不真实之感，与传统帝王之色迥异，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世人以其为清代黄釉的最高水平。
雍正柠檬黄菊瓣盘
乾隆时曾发生一件趣事，督窑官唐英请示落选官窑如何处理，乾隆爷批示，可于景德镇当地变价销售。唐英不放心黄釉也流入民间，又上一道折子，专问此事。乾隆细想之下，最终碍于旧制，特批落选黄釉就地销毁。可见黄釉在皇家心中的地位。
乾隆后，黄釉质量急剧下降。光绪年间，因慈禧酷爱，“储秀宫制”、“大雅斋”等慈禧专款的黄釉粉彩，质量极高，极尽奢华。因本文仅探讨单色釉，纹饰类暂且不表。
总之，清朝黄釉在皇权森森中带着枷锁前行。一方面，三位盛世皇帝的明君心态和审美眼光，使黄釉相较明朝而言，从发色到器型都更加灵活，摆脱了固有的皇家定式。另一方面，黄色禁忌却在大清愈演愈烈。如《国朝宫史》中详细记载了后宫用瓷的等级：
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
贵人及以下是没有资格使用带黄色的瓷器的。
即便到了民国初期，黄色禁忌依然根植人心。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他与溥杰玩闹时，看到了溥杰衣袖里面的内衣，立刻怒斥道：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这，这是杏黄吧？”“瞎说！这不是明黄吗？不该你使的。”
当时帝制早已取消，但在溥仪心中，明黄色依然是任何人不得僭越的颜色，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
所以，黄釉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赶上审美高绝的皇帝、蒸蒸日上的国力，就能一飞冲天。否则只能如明代后期一样，中规中矩的扮演一个等级标志的角色。民间艺术的创新活力，永远与它无关。
隋唐之前，历朝历代多以“五德”定“国色”，赶上汉朝这样的“土德”之国，才会对黄色多有重视。商周、秦朝之时，黄色只是“五正色”之一，享受与红、白、黑、青几乎等同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当朝国色。但汉时陶瓷技术相对落后，直到东汉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陶器上的黄釉也无法与绿釉比肩。故汉家之黄只得在帝王之服上做做文章。
后五胡乱华，黄色退入幕后，偶尔出土几件黄釉，也是胡风浓郁。至隋朝一统，重拾汉代衣钵，黄色由此正式成为帝王法定服色，不再依“五德”之说。但黄釉依然未能登堂入室，原因前文均已细表，不再赘述。
元朝，虽将人种分为三六九等，但礼制方面却十分宽松。《通制条格》记载：
大德元年三月，中书省奏曰：“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
官方的回复则是：“不碍事”。虽其后逐渐严格，但游牧民族的底色，使其终不如汉家王朝那般重视，加之统治者不喜黄色，故黄釉于元代销声匿迹。
易中天教授曾说：
我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礼治”，即等级制度。
这一点在明清时期体现的极为明显，黄釉也随之兴盛于宫墙之内。但细数名品，均诞生于“永宣盛世”、“弘治中兴”、“康乾盛世”、“同光中兴”之时。可见，黄釉的兴衰紧紧跟随着王朝兴衰的步伐，赶上盛世则光芒万丈；其余时间，只是呆板无趣的皇家日用器和祭器，色彩的本源美感则丧失殆尽。
定陵万历地宫 黄釉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衣与黄釉，作为黄色审美和封建色彩等级礼制的两个主要承载物，其发展脉络既相似，又不同。
明清之前，黄色禁忌并不十分严苛。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只要有人唉声叹气地不满意女人的装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在先生看来，女子的爱美之心，往往能够成为冲破封建枷锁的先锋力量。历史也证明了确实如此。南宋洪皓《松漠纪闻》记载：
则易服事，较早只限于男子，妇女照旧不改
可见当时对女子服装、饰物颜色的要求相对宽松。除了南宋，很多朝代都存在这种现象。如《陌上桑》有：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这里的“缃绮”，指的是黄色的丝绸。还有《木兰诗》：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周邦彦《瑞龙吟》：
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此外，很多唐宋古画，也多有身穿黄衣，面部贴黄的女子。黄色本身的色彩魅力，在女性身上生机勃勃的呈现着美的表达。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额黄妆
但对于瓷器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陶瓷业做为古代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十分巨大，因此其发展受帝王喜好影响极大。唐朝作为中国陶瓷的第一个盛世，前有邢窑做“盈”字款进贡大盈库；后有越窑做“秘色瓷”以供皇室，才有了“南青北白”赫赫声名。宋朝也是如此，宋徽宗对青瓷的喜爱，造就了一代瓷王“汝窑”，首创官窑系统，成就了中国陶瓷的巅峰盛世。而元人眼中的蓝天白云，直接导致了青花瓷的诞生，一统800年陶瓷江山。
黄釉在明清之前，没有打动帝王的眼睛，加之“礼治”并不严苛，也没成为皇家必用品种。官家不投入，黄釉技艺得不到发展，民间窑口的黄釉质量普遍不高。明清时期，黄釉一跃成为皇家独有，投入加大了，质量提高了，民间却又因皇权森森只能仰视。失去了艺术根植的泥土，宫廷里的黄釉只能依靠偶尔几个盛世明君，才能一展身姿。如此命运，在其他单色釉品种中绝无仅有。
我经常去景德镇，每次走在街头，都会惊叹千年瓷都琳琅满目的瓷器品种，也曾好奇为何偏偏单色黄釉难觅踪影。细问店主，回答道：“黄釉在古代可是皇家专用，平常人放在家中怕是镇不住啊。”
我想，黄釉应该不想听到这样的评语。它会羡慕青釉骚动了文人墨客的心，它会羡慕红釉代表了中国精神，它会羡慕缃绮能与罗敷亲近，花黄能为木兰装点容妆……无论何种艺术，被束之高阁都是悲惨的；艺术的生机与活力，永远在民众之中。
《中国古代服饰中的黄色研究》
《明清黄釉瓷器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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