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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儿女，揭竿而起
——不能忘却的纪念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崇文尚武，武安邦，文治国。尚武不是好战，这一点，我们从“武”字的结构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文字非常有意思，比如“武”字，他是“止”“戈”二字组合而成的。现在的“武”字少了“戈”的一撇，其实原来是有的，你看篆书的“武”字右边就是一个完整的“戈”字。这说明“武”字的本意是“止戈”的意思，就是消弭刀兵，消灭战争，维护和平。祖先的智慧许多都沉淀在文字里。而我们常常视而不见。
可是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的武士道是一个极端。从明代开始，日本人就不断地骚扰我国沿海，抢夺财物，发展到侵占我国领海、领土。从甲午战争以来，倭寇的侵略步步升级，上个世纪达到了顶峰。
先是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接着，又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企图蚕食鲸吞我国领土。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寇得寸进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从1931年到1936年这段时间，由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一步步蚕食我国领土，越过长城，兵临北平（北京）城下。日寇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民族的愤慨。东北自发组成了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以后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积极抗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涌现了以杨靖宇、赵尚志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民族英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时期的义勇军军歌，极大地鼓舞了民族斗志。
在华北，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自发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在长城一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察绥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帮助下，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一度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多个县城，给敌人一巨大打击。可惜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最后在蒋军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取消了同盟军总部，黯然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党的指示转战张北、河北，与蒋军和日寇周旋，10月中旬弹尽粮绝，终于失败。
在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之后，日寇更加肆无忌惮地逼近北平，兵临城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一二九学生运动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与此同时，爱国民主人士也加紧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提出“逼蒋抗日”的口号。
在此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领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震动了世界。在于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民众自发的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长期压抑的愤慨和爱国激情的迸发！
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不容磨灭。同样不可磨灭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自发抗击日寇的斗争。
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6年7.7事变前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抗日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历史上称为前期抗战。由于条件的艰苦、兵力的悬殊，前期抗战是艰难悲壮的。但正是那些自愿前赴后继的战士，鼓舞起民族的斗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永远不可忘记的。（若冲）
作者：若冲，来源：张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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