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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出现了一个个的繁华盛世，而这其中的“强汉”、“盛唐”则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奠定了雄厚的精神自信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的主体民族被称为“汉族”，中国人在世界上被称为“唐人”的缘由之所在。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对北方民族侵略的抵御，而起始于战国时期，后来又被秦始皇重新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最真实的见证。自有汉以降，汉族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并没有因为长城的存在而休止，期间出现了大量著名的战争，也出现了一批如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百战名将。汉族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严重的消耗了华夏民族的国力，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困苦与屈辱，最为惨烈和屈辱的莫过于“五胡乱华”时期。而到了唐朝，由其是初唐时期，那真是“繁华似锦，万邦来贺”，当时首都长安城以及东都洛阳的街市上行人接踵摩肩，到处都是隆鼻深目的番邦人士，朝庭的官学里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达到了“关河宁定，万邦臣服”的盛世景象。那么刚刚结束了几百年乱世的唐朝是怎么解决这个困扰了华夏民族千年困局的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唐朝很好的继承了隋朝的政治遗产，在此之前伟大的隋文帝为后来的盛唐打下了坚实的北部边疆宁定的政治基础。
隋文帝杨坚原为北周丞相，公元581年受禅即位，建立隋朝。当时刚刚建立的大隋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国内反对势力仍未肃清，四周更是被突厥、高丽、吐谷浑、陈等政权所包围，由其是位于北部边疆的突厥给新生的隋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威胁，隋文帝首先对内部进行了极大力度的改革，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实行扁平化管理，以提升行政效率，在取得初步成效之后，隋文帝就将他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应对。
隋文帝对北部边疆采取了积极防守的策略，修筑长城、加固城池，增强边疆地带的防御能力，擢选精兵强将出任边地总管，驻防军事要地，广设镇戍，同时施行“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政策，造成突厥分裂，多管齐下，致使突厥衰落。
公元582年，即大隋政权刚刚建立的第二年，突厥可汗沙钵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隋文帝运用反间计，成功离间了达头可汗与沙钵略可汗的关系，致使达头可汗阵前倒戈，沙钵略可汗孤军作战，大败而回。不甘心失败的沙钵略在第二年又率领突厥大军卷土重来。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大元帅，征发河间王杨弘、夏州总管豆卢勣、秦州总管窦荣、左仆射高颖、内史监虞庆则等东至幽州、西至凉州的八道军队，全线出击，沙钵略全线溃败，全面瓦解了突厥可汗沙钵略的势力。由于突厥发起的对隋战争屡遭失败，再加上突厥内部各派势力相互倾轧，到了公元583年，突厥已经没有能够与大隋抗衡的政治势力了，反而大隋成为了突厥各派势力内部战争的引援对象，成为了对突厥内部政治生态起决定因素的政治力量。
公元586年突厥正式归附大隋，确立了君臣关系。曾经不可一世的突厥可汗为了得到大隋政权的承认，甚至要在一天之杀死十八只鹿贡献给隋文帝，突厥各部为了表示对大隋王朝的臣服，尊称隋文帝为“天可汗”，并且这一崇高的称谓一直延续到唐代宗时期，历时近二百年。
隋文帝杨坚所开创的北部边疆大好局面，为大隋政权提供了更加安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空间，不过由于他的儿子隋炀帝急功近利，置国力于不顾，在远征高丽的过程中耗费了极大的国力，再加上广征民夫修建大运河搞的民怨沸腾，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失去了统治基础。而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李渊抓住时机，在太原起兵，一路过关斩将，逐渐统一全国，同时也将他姨夫杨坚所开创的安定的北部边疆的政治遗产一起继承了下来。强势的大隋开国皇帝杨坚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开创的大好局面不料却被自己的儿子葬送给了自己的外甥，真可谓是世事难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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