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李渊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总共达数十人。为此，李世民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李世民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当年，就下圣旨，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贞观元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李世民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李世民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这一则故事流传很广，成为后世明君的典范。
有一次，李世民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李世民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侈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有一次李世民在朝廷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专门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官）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李世民高兴，赐给帛200段。
李世民刚即位时，曾与群臣谈到教化问题，李世民说：“如今刚经过一场大劫乱，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徵回答说：“我认为并非如此。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则难以教化；经过动乱的百姓易于忧患，忧患则容易教化。这如同饥饿的人不苛择饮食，饥渴的人不苛择饮水一样。”李世民深表赞同。封德彝否定其说法，说道：“三代以后，人心渐趋浅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代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霸道内容，正是想行仁义教化而不能收效，哪里是能推行而不想推行呢？魏徵是一介书生，不识时务，如果听信他的空谈，必然败坏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施教化，从前黄帝征伐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均能达到生前的太平盛世，难道不是承接大动乱之后的缘故吗？如果说上古人淳朴，后代渐变得浅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应当全都化为鬼魅了，君主怎么能统治他们呢？”李世民最后听从了魏徵的意见。
这些故事，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李世民制定法律的核心，是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除此之外，百官奖赏，刑事民事，徭役税赋，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核心的手段。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封建统治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虽然有过反复，比如黄老哲学在汉朝文景年间盛行——但同时其他学派的适用的思想也逐渐被揉进统治理念。在李世民周围，孔颖达、封德彝、虞世南、姚思廉等人都是儒家学者，前文说到，李世民一有闲暇就去和以“十八学士”为主的文人们讨论，更深无睡意，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李世民本身也可以算得上儒家学派在唐朝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秉承的也是儒家的治世理念，核心就是一个字：仁，这点和西方的博爱思想其实异曲同工，爱人民，爱百姓，爱天下。但是他和另一个可以称为大儒的帝王王莽又不一样，王莽完全依照儒家学说治国，片面恢复尧舜禹三代时期风情，没有变通，终至毁灭。李世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活学活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美的思想体系。这是儒家思想灿烂辉煌的一页。在李世民前朝后世的帝王们基本都能理解儒家哲学的含义，但真正能做到的屈指可数。
李世民曾经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珪回答：“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李世民颇以为然。
除了民生基本法律，李世民还制定了其他相关制度，比如文化制度。李世民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李世民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看到动乱中很多人无法保全自己，心有余悸，很多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自隋代以来，每年铨选人才自十一月开始，至次年春结束；因选拔时间有限，铨选极不精细。李世民任命刘林甫为吏部侍郎，让他负责人才遴选工作，一年到头不分日子，只要有人来，随到随选，随时注拟官职，甚为方便。刘林甫铨选谨慎、公允，当时人常将其比隋朝时有知人之鉴的吏部侍郎高孝基。不久，李世民认为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前来参选的人恐怕承担不起，因此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人才越来越多，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643人。这643人就是朝廷中央的所有编制，而隋炀帝去一趟江都就要带20万人，两者一相比较，高下立见。
除了遴选，李世民还要求中央和地方文武百官举荐人才。有这么一个故事。李世民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李世民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李世民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法律制定出来了，怎么施行也是关键的，施行不力，或者施行者阳奉阴违，轻则效果不佳，重则规章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贞观法律制度，是李世民也要遵守的，他把自己拘束在法律框架之内，避免任意妄为。
李世民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李世民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李世民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李世民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李世民立即想通了，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李世民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贞观元年时，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李世民勤勉听政，并加以安抚，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也未曾抱怨。这一年，全国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整个一年犯死罪的只有29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均夜不闭户，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上取食物。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大臣们上书都说：‘君王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能委任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方。’只有魏徵劝朕说：‘放下武力勤修文教，中原安定之后，四方自然钦服。’朕采纳他的意见。如今颉利成了俘虏，其部族首领成为宿卫官，各部落都受到中原礼教的薰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只是遗憾封德彝见不到了！”魏徵再次拜谢说：“突厥灭亡，海内承平，都是陛下的威德，我有何功德呢？”李世民说：“朕能够重用你，你能够十分称职，那么功劳怎么能是我一个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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