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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四大民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白蛇最早是罗永麟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并开始了系统的研究。这四个故事，传承历史久远，对中华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记得在1986年姜彬先生主编《大辞典》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开始时，大家对这“四大”是“民间传说”或“”有过争论，最后作为一组特殊的“故事”，专门立项。其实，按照“进口”的民间文学理论，先有“概念”“范围”，再来“套”中国的实际，其难以自圆其说，在此暴露无遗。因为这“四大”岂止是“民间故事”，它们也是历史上许多文人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的题材，同时它们以民间口头演唱的戏曲、说唱、小曲、等多种形式传播。所以，至今还难找到出比较完整的口头讲述的“民间故事”的记录文本。最完整的文本是在戏曲、说唱中。
何以是“四大”?大概那个时期提出这“四大”，容易被接受。这类“故事”，岂止是四大!所以，1955年后，俗文学学派的学者除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梁祝故事说唱集》《白蛇传集》《董永、沉香合集》外，还编了《西厢记说唱集》等还有一本“岳飞集”，书名记不清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学者曽永义提出“民族故事”的概念，并指导研究生写了一系列民族故事的专题论文。在2003年定稿出版的《俗文学概论》中，列出一编，专论“民族故事”，定义是：“凡能够传达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思想、情戚、意识、文化，而其流播空间遍及全国，时间逾千年的民间故事，就是民族故事。在众多民间故事中，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白蛇、西施、王昭君、杨妃、关公与包公这九个故事，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尤富有深广的民族文化意涵，因此最具有代表性”;并提出民族故事的“两个来源”“文人的赋咏议论”、“庶民的说唱夸饰”、“四条线索”“民族的共同性”、“时代的意义”、“地域色彩”、“文学间的感染与合流”作为民族故事的特征和研究途经，接着分章对上列九个民族故事做了论述。如果同意曽教授“民族故事”的概念，那么也就容易理解，五十年代罗先生为什么只提出“四大”和大家接着跟进的原因。
曽教授对民族故事要求“时间逾千年”，这完全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考量，其他国家，可能有个别故事“够格”，不可能成为一个“类类别”。时间放宽一些，可能还可以发掘出一些中国的“民族故事”。可惜我们研究民间故事，老盯着欧美学者如何如何说，自己民族特点的东西，只好弃置不顾了。
打破一些成见和偏见，中国民间文学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绝不是高校《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所能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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