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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青年》志士如同鲁迅笔下那‘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猛士，那么《学衡》同仁则是宗奉‘儒行’之忍辱负重、外柔内刚的绅士。”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这样评价道。
《新青年》的重要意义无人不晓，而往往令人忽略的是它的劲敌《学衡》。一百年过去了，再回眸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惊奇地发现其意义贯穿了整个20世纪，甚至到今天其论争的很多问题仍不能说得到完全解决。
9月26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宝明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以“对峙的意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世纪回眸”为题，带我们重新回到了百年前那场思想争鸣的现场。
张宝明 摄影：实习生 傅一笑
从无心插柳的白话文运动开始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众所周知，《新青年》的一大贡献和成就是关于中国书面语言的革新，也就是白话取代文言。然而张宝明研究认为，《新青年》创刊之初并无意推行白话文。
《青年杂志》一卷六期，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专门与白话有关，其创刊目的“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对白话文动心这事，颇有些无心插柳的味道。
“《新青年》倡导白话文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美丽邂逅，这个美丽邂逅源于陈独秀与他的乡友胡适的神交。”张宝明把那时陈、胡之交的描述成今天的“加微信好友”，两个安徽人书信来来往往，一唱一和、吁请逗引下，本土的情怀就转向了世界的胸怀，新文学应运而生。
然而，语言文字从来都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尊严象征，新青年派对待文言的方式，被学衡派视为一种“最不理性的失敬和冒犯”。语言之争是文化之争最直接、最根本的显示，文白之争也成了当时最能触到心里真实的斗争。
《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号
学衡派并非不要科学与民主
两派的论争实际上是关于中国文学变革道路的两种不同选择：一个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以历史进化论为武器，对传统文学持整体否定的态度，试图通过破旧立新实现根本变革。
而以梅光迪和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则认为“自古至今之文学，为积累的，非替代的”，因此强调传统的价值，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逐步融入“新知”，主张渐变而不是剧变。
进而由文学拓展到文化。新青年派高举德赛二先生的大旗，学衡派则希望传统先生能够被尊重和重新发现。
然而问题是《学衡》于1922年创刊，当时白话文木已成舟，文言文大势已去。以今人眼光来看，学衡派无疑是有些螳臂当车的，但在张宝明看来，这恰恰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新青年派所推崇倡导的理念自然为一大进步，那么是不是与之论争的学衡派就是保守与落后呢？其实未必。
“如果说《新青年》烹调了一道‘民主与科学’大餐，那么《学衡》奉上的则是一桌‘示正道，明大伦’的人文盛宴。”在张宝明看来，这两个学派，看似对立，其实有很多精神上的暗合之处。
张宝明认为，两派都讲修养、讲立人，只是二者的路径不一样。“一个主张用西方的思想来培养新青年，与传统来个抽刀断水；一个注重用最为经典的思想涵养人性、培养中正之人。”
而对于科学和民主的态度，两派之间也并无明显分歧。他们都是历经欧风美雨的海归，本就共执“德先生”“赛先生”的“同途”，只是在如何实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选择上走向了“殊归”。
《学衡》杂志.
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右）、梅光迪（左）
两派共同凸显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
尽管双方有着诸多的暗合之处，但时空错位仍然造成了激烈的论争。
在时间上，新青年派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高潮过了以后，学衡派才怀揣新人文主义的装备上阵。而这样的时间错位恰好构成了两者紧张的前提。
在空间上，学衡派立足于白璧德这位新人文主义大师，充满着东方古典意味，坚守着民族传统。而新青年派诸君着眼于进化论及实验主义哲学，充满着西方现代意味，高扬着时代精神。
“就是因为有了学衡与新青年两派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格局，才有把传统与现代紧紧地勾连在一起。”在张宝明看来，新青年派的“推翻”“打倒”“建设”激活了学衡派的守成，而学衡派对于古典的坚守、对于浪漫主义与情感泛滥的指责也对新青年派形成了一种有力的补正。
回眸上个世纪两个群体之间的文化论争，张宝明看到，两派在文化诉求上，都是在文化振兴与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进行着自己的蓝图设计，因此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在两派你死我活的争论下，在动机上没有根本的差异，都关心中国怎样走更好，如何实现中国梦。在面对中国遭遇几千年未遇之惨烈变局时，他们同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殚精竭虑，为各自信仰的据理力争，共同凸显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可贵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张宝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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