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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乾隆的私房钱都花到哪儿了呢？首先，当然是吃穿住用，游山玩水。乾隆前后六次下江南，为了彰显皇家气派，那真叫花钱如流水。但接下来要给你讲一件特别具有清朝特色的事情，那就是乾隆把大量私房钱用来修建了藏传佛寺。
这里说的藏传佛寺，就是藏传佛教的寺庙。藏传佛教是指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分支，因为它的修行者被称作喇嘛，所以又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这个教派的僧人一般都戴着黄色的帽子，所以格鲁派又被称为“黄教”。黄教后来传到蒙古，对蒙古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到了清朝，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藏人和蒙古人的共同信仰。
乾隆在藏传佛寺上花了多少钱呢？从现存的乾隆年间内务府账本来看，从乾隆八年到乾隆六十年，有据可查的开支有45000多笔，其中和宗教相关的开支2万多笔，占到了将近一半。根据作者的统计，乾隆年间，光是北京修建的藏传佛寺，就花了1000多万两。
比如顺治年间修建的白塔寺，乾隆八年重修并改名为永安寺，当时乾隆还专门成立了永安寺工程处。从乾隆八年到乾隆三十五年，永安寺改造工程一直持续进行，工程费达到了20多万两白银。再比如乾隆十一年，又在北海旁边兴建了阐福寺，花了14万两白银。在乾隆三十三年，为了给太后庆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又在北海旁边修建了极乐世界和万佛楼，极乐世界耗费白银27万两左右，万佛楼则耗费白银11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木材的运输费，建造万佛楼所需的木材都来自热河围场，根据热河总管当时的报告，砍伐出来的木材接近14万件，从热河运到北京，运输费大概花了54万两。
除了北京以外，乾隆还在热河、山西等地都建了藏传佛寺。其中热河最有代表性。热河大致在今天河北、辽宁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在清代初期本来人烟稀少，一些蒙古人在这里建牧场。雍正元年，在这里设立了热河厅。之所以取名叫热河，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流入河水，即使在冬天寒冷的时候，河水也不会结冰，所以取名叫热河。后来在雍正十一年，政府又把热河厅改名为承德州，“承德”的意思就是承受祖先的恩德，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就建在这里。
可能会有人觉得，避暑山庄就是皇帝度假的地方吗，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清朝皇帝除了到热河度假，还在这里建了不少藏传佛寺。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乾隆皇帝光在北京修建藏传佛寺就花了1000多万两白银，那么在热河又花了多少呢？正好差不多一半，500多万两。今天你如果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还可以看到很多藏传佛寺，比如普宁寺、普乐寺等等，这些寺庙合称“承德外八庙”，很多都是西藏建筑风格，非常显眼。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私房钱来修建藏传佛寺呢？他老人家为了赚钱，都不惜挪用国家财政收入了，怎么在修建佛寺的问题上又大方起来了呢？其实，这个问题里面藏着很深的道理，清朝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原因，就和这个问题有关。
乾隆用私房钱来修建藏传佛寺，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乾隆自己的确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他曾经拜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为上师，随他一起修行密宗。而且，清朝的官方档案里还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在平定金川地区的叛乱后，处死了叛乱的十三名领袖，用他们的骨头制成了密宗的法器，供奉在宫内的佛堂之中。甚至乾隆皇帝的陵墓也就是裕陵地宫中，还可以看到近百种藏文陀罗尼咒。陀罗尼咒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封印，“陀罗尼”就是让善法不散失、恶法不作祟的意思。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确实有真心实意的成分。可惜，目前没有什么记录乾隆内心活动的资料，我无法对此作出考证，但从佛教徒的一般动机来看，乾隆很可能认为，只有用自己的钱来修建藏传佛寺，功德才会回向给他自己。
不过，乾隆皇帝修建藏传佛寺，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大一统国家的稳定。前面我说过，藏传佛教在清朝已经成为藏人和蒙古人的共同信仰，乾隆修建藏传佛寺，就是为了利用宗教来维护中央王朝与西藏、蒙古的关系。乾隆皇帝在北京、热河地区修建的佛寺，大多都是西藏的建筑风格，他还邀请了大批藏传佛教的喇嘛进驻这些佛寺，定期举办法事。藏传佛教的高僧前来北京朝拜时，经常居住在热河的佛寺，这样中央政府就大大拉近了和西藏上层人士的感情。
比如在乾隆四十四年，恰逢乾隆七十大寿，六世班禅就率领了两千多人，从扎什伦布寺启程，前往北京朝拜祝贺。乾隆就模仿扎什伦布寺的外观，提前在热河建造了须弥福寿寺，专供六世班禅居住。六世班禅在京期间，还在雍和宫等地讲经说法。六世班禅的北京之行，加强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区的政治联系。乾隆通过建藏传佛寺，达到了拉拢西藏、稳定西南边疆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藏传佛寺的修建还笼络了蒙古的王公贵族。北京是清朝的都城，热河则是蒙古和内地之间的交通枢纽，乾隆在北京到热河一带修建藏传佛寺，这就吸引了很多蒙古王公前来拜佛，增强了内地和蒙古的精神联系。尤其是热河地区的普陀宗乘之庙，因为外形完全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号称“小布达拉宫”。对蒙古王公来说，拉萨远在天边，热河却近在眼前。在明朝，热河地区是防范蒙古的前线，也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隔离地带；在清朝，这里却成为蒙古王公心目中拜佛朝圣的目的地，也成为内地和蒙古之间和睦相处的象征。
乾隆的这种做法，客观上还削弱了蒙古的经济实力。他修建藏传佛寺，邀请了很多喇嘛长期住在寺里，但拨给喇嘛的生活费用却很少，甚至少于八旗官兵。而且有很多喇嘛根本没有编制，也就领不到生活费。那喇嘛靠谁来养呢？靠蒙古王公的布施。有人认为乾隆的这种做法，客观上消耗了蒙古人的财力，降低了他们反叛的可能性。在清朝，位于内地和蒙古之间的热河，驻防军费却非常少，甚至少于江南地区的驻防军费。可见，修建佛寺虽然花了很多钱，但其实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既然修建佛寺的行为背后有这种政治考虑，那乾隆为什么不用国家财政资金来建呢？这背后可能还吸取了元、明两代的教训。
皇帝修建藏传佛寺，这种行为也不是清代特有的，在清代以前，元、明两代也曾修建过藏传佛寺。元世祖忽必烈将著名的喇嘛八思巴奉为帝师，并修建了大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从此，藏传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修建藏传佛寺的风气，一直到元代灭亡前夕都没有中断。明代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非常推崇藏传佛教。朱元璋曾经将两名喇嘛任命为全国最高僧官，管辖全国佛教，包括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北京再度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中心。明宣宗朱瞻基曾在北京大量供养喇嘛，为此还专门修建了大觉寺。明朝皇帝里最推崇藏传佛教的是明武宗朱厚照，他甚至自封为藏传佛教的法王，还修建了大护国保安寺、镇国寺等佛寺。
元明两代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除了他们的个人信仰，也同样存在安抚边疆地区的考虑，不过，元明两代修建佛寺花的都是国家财政资金，这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元史》里面就说，元代修建佛寺导致“朝廷未尚有一日之储”，就是根本存不下钱来。明代中后期经常出现财政危机，也和皇帝修建佛寺、供养喇嘛有一定的关系。乾隆皇帝也大建佛寺，但并没有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为他动用的不是国库的钱，而是自己的私房钱。乾隆的这种行为背后，反映出清朝皇帝的一个特殊政治功能，那就是他充当了联合不同族群的纽带。清朝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叫作“多元一体”，具体说，就是在清朝统治的这片土地上，汉人、满人、蒙古人、藏人以及西北穆斯林共同生活在一起。使他们能够联合在一起的，除了中央政府，还有作为精神偶像的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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