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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在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奋起抵抗，这就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上海军民也奋起抵抗。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全面开始了。
这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资本主义世界尚未医好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创伤，新的经济危机又首先从美国爆发，接着波及到英、法等国。日、德、意三国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袭击，把本国的国民经济转入了战时轨道，并先后发动了侵略战争。它们都妄图通过战争的手段来重新瓜分世界和掠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时，国际上有三种不同的力量。一种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它这次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就是妄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长期侵略政策的继续。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而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为了分散英。美的力量，达到独霸欧洲的目的，一贯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早在一九三六年，德国就同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一九三七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这样，德、意、日三国就结成了反动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另一种力量，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这时，苏联处于德、日法西斯两面威胁下，为了牵制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势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派遣航空队来华对日作战，同时，还从物力上援助中国的抗战。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都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如朝鲜的金日成等，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长期在东北与我抗联并肩战斗。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为中国的神圣抗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长柯棣华，德国共产党员、“太平洋学会”特约记者希伯，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也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表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还有一种力量，是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既不同于德、意，也不同于苏联。英、美两国在中立”和“不干涉”的幌子下，采取了阴险狡猾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损害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它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统治，因此，愿意援助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一定的抵抗，以便借中国的力量削弱日本，保持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优势。另一方面，它们又幻想借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中国和东方的革命力量，并把战争引向苏联，或者希望日本与中国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它们便采取了“绥靖”政策，阴谋以让出自己在中国的部分势力范围和牺牲中国的抗战为代价，来缓和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德、意在欧洲给它们造成的威胁。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党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并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对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提高警惕。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
这时，在国内基本上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一种力量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受害最深的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坚决抗日的，是中国抗日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阶级中的若干人，特别是由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他们也站在抗日的一边。因此，全国抗日的力量是极其广泛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则是全国人民抗日力量的领导者和中心支柱。另一种力量是少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它们是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还有一种力量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它们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代表。在抗战的过程中，它们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并多次与日本进行谈判，以便在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条件下对日妥协投降。另一方面，它们在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当日寇的侵略行动已经直接地危害着它们的政权和经济利益时，又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战积极性。但是，它们又压制人民的抗目运动，继续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妄图借日本之手限制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根据以上国内政治形势，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我党就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自西安事变后，我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方面的努力。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立即向全国发表了《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的抗战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员与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上，又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与此同时，红军也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七月四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通讯社发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抗日的基本主张。同时，宣言重申了我党为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保证。宣言最后号召：“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面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七月十七日，党中央派遣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到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党代表提议以《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这时，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他“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把我党的提议搁置起来。这时，党中央又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地方上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当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才被迫于十四日发表“自卫”声明。此后，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强大压力下，经我党中央的不断批评、督促和推动，国民党当局终于在九月二十二日，由其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我党早就交给它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中国共产党这个宣言和蒋介石这个谈话的正式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对于国民党说来，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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