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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鹏
改革开放之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随着外资及其老板潮水般地涌入我国，冲击着社会主义大厦的每个角落:北大“推倒南墙”，科研人员下海经商，我加盟徐道一的基金项目——“地质信息有序性”研究。它让我感到:在社会转型期文化远比自然科学重要，萌生退休念头。1996年我以探望国外生病女儿为由提出退休（我可工作到2003年）申请获得批准。在国外开始学习文化，因学习无目标，抓到什么学什么，收获有限。
回国后随徐道一参加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地震局的会议室参加了一次不同行业专家参加的“关于黄河可能发生大洪水”的讨论会，讨论过后大家商定联名向中央写信，提醒政府早做准备；还有一次是在北京语言大学（有知名国学大师张岱年等参加）召开的“廿一世纪与中华传统文化”讨论会，会上我的发言受到与会学者重视。（会后以“21世纪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与腾飞”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2001。1春之卷）。
然而，引导我系统学习、钻研传统文化的还是2004～2005年与反伪科学斗士关于“伪科学”的大辩论。特别是“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与“伪科学斗士”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上的三次大辩论。有一天“讲座”的“同道”在九爷府一起吃午饭时，大家让我起草一篇文章批驳“科学警察”，后写了一篇“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的短文交给任振球，经他修改后9人联名发表在《科技日报》2005年5月11日的头版，拉开了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与反伪斗士在报纸上的激烈辩论，引起了全国上下、海外侨界的强烈反响和支持，随后国内专家、学者联名要求国家在学术界禁用“伪科学”一词，得到两会和政府的支持，在我国“科技进步法中不再使用“伪科学”一词。这是自民国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华传统文化取得的第一次勝利。
就在人们为这一胜利而欢呼时，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于2007年2月26日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以权威的口气声称，“任何论断都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验证才能被“科学共同体”最终承认。”由此可见，几个反伪斗士只不过是国内外“科学共同体”的马前卒，小卒吃了败仗，主帅不得不出来显示一下威风，发表“宣言”壮壮声威、唬人。同时它也告诫我们:与西方文化霸权的斗争才刚开始。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迫使西方文化退出我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必须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优秀文化，要为它正名；要了解西方文化的本质与不足、分析逻辑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必须破除对西方科学的迷信；还原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本来面貌。为此我们必须先从自己的头脑中彻底清除由西化教育灌输的上述错误观念；自己搞懂、弄明白中西两大体系文化的差别再向大家（领导、知识分子、民众）做宣传讲明白。
为此，我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化。根据反伪科学需要，我从学习西方的科学发展史开始，追根求源，向上追索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文明，世界宗教（先基督教、后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它们的经典、教规、教义和世界宗教的演变；古代帝国的兴衰（B.C.7世纪巴比伦兴起，B.C.6世纪波斯帝国兴起，B.C.4世纪马其顿希腊兴起，B.C30～192年罗马帝国兴起，7～11世纪阿拉伯兴起，13～14世纪成吉思汗的兴起，13～16世纪奥斯曼帝国）。历时数年，总算对西方文化渊源与演变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轮廓。
此时再看传统文化我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在一些基本、重大问题上至今尚未形成起码的共识：如儒家能否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否由“儒释道”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是个完整的体系吗？若是一个体系，它们共同基础是什么？何时、何人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总之，中华传统文化至今纲目不清，传承关系不明，且无人关心这些根本问题，而热衷于在支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此时，陈光柱先生在“讲座”作了关于老子《道德经》的报告，它让我眼前一亮，原来中华传统文化诸多问题不清的症结在:人们没有读懂《道德经》呀！读不懂的原因是:《道德经》成书时代不明，老子身世不清！大家既认为陈先生的见解新颖，又认为证据不足难以服人。我很尊敬陈光柱先生及他的研究成果，会下与他多次交流，恳请他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他说他很累了，且新证据难觅，而建议我继续研究，就这样搁下了。
后来楚渔先生的《中国人思维批判》面世，得到我国许多著名学者权威、媒体的热烈吹捧。民间企业家发了财，写点东西，舒发一下自己的才华，不论对错都应宽容对待，不必认真。可是，社会精英、专家大师级人物欲借它攻击、诬蔑中华传统文化，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决不能置之不理。我把我的看法向宋正海、徐道一、李世煇、王文光、商宏宽、徐钦琦…谈了，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个小型交流会，决定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公开与《思维批判》作者展开辩论，并通知了他，楚渔先生很大度，从医院出来亲自参加了讲座的争鸣会。会上讨论的气氛热烈、友好，会后，楚渔先生还邀请我、徐道一、李世煇、王文光等到他的别墅作客和交流，尽管看法不同却彼此很友好，他也明白我们之争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两大思想体系是非之争。所以我们并非“敌人”而是朋友，保持着联系。为了对这次争鸣留下个记忆，我和道一、世煇商量后，决定将我们的发言、文稿集中成册，自费出版了《思维之辩》。
经过与反伪斗士、中科院权威、《思维批判》作者的辩论之后，我感悟到为中华传统文化正名与复兴，或确立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话语权，乃是一项长期、艰巨、全民族的大事，而非几人、几次辩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全民族上下齐心、几代人持之以恒奋斗方能实现。我们这代人所要做的除了从实际出发，跟据现实需要不断地从书本上从实践中学习，积极参与文化争呜外，还应勇敢承担起解决中华传统文化理论与现实难题的任务，既要搞理论创新，还要著书立说，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与成果记录下来，留给后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明白这一道理后，我义无反顾地（不论成败）开始学习钻研老子《道德经》，终于在2015年完成了《“道德经”解玄》书稿（正待出版）。它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对祖国、对人民长期培养的回报。在学习撰写《“道德经”解玄》期间，我将从老子那里学得的知识、方法，用于分析、解决当前我国遇到的现实理论和实际问题，向中央建言（计50多项），其中有的被采纳，有的没反应，对此我很坦然。被采纳我高兴，证明我还有用（能为国想主意、出点子），没反应也可理解（意见虽对，却不可行；或不全对、有片面性；或意见错误）。只要不为私利，就没理由不高兴。
回顾我在天地生人讲座中渡过的岁月:我们一直在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共同奋斗，为祖国未来探路。天地生人讲座对于我来说既是学习中西文化的学堂；也是与反传统文化人士拼搏的舞台；还是我修身、悟道的禅房，能在天地生人讲座渡过余生是我的幸运，它使我感悟到:只要与祖国同呼吸，不违背人民的意愿与利益，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意义有价值；自己的认知能力、水平将大幅提升，直至开悟；它会使我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和幸福。为此我要衷心地感谢“天地生人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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