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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武侯祠的后殿里面，有着三面大小不同古朴的铜鼓陈列在贴金彩塑的诸葛亮像前。最大的一面高约四十厘米，直径约六十厘米，形圆束腰，鼓面、晕圈和腹部均有精致的图案花纹，鼓面的四周铸有六头蹲蛙。不少文章介绍是唐代以前的文物，有的说铸造于五世纪，最近一篇文章更指出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的，白天用以煮饭，晚上用以报警，故又称诸葛鼓”。
诸葛鼓的名称，至今在西南边陲兄弟民族中仍在沿用；四川西昌、越秀地区城郊举行集会，也有敲击铜鼓的习俗。因之，上述传说具有仿佛不可辩驳的可靠性。那么，这三面铜鼓是不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制作的，是不是当年的军中之物？
首先，应肯定的是，创制铜鼓的发明者，并非是生活于二世纪的诸葛亮。铜的发明和铸造器物的历史比铁器为早，公元前十七世纪以后，中原地区的夏商奴隶社会就有大型铜器铸件出现。南部地区经济发展虽比中原地区缓慢，但在公元前三世纪，秦灭西蜀之前，青铜制品在巴蜀就极为流行。公元前二六年西汉建立后，铜铁冶炼在西蜀已有很高水平，“蜀刀”曾远销细甸、印度。
据史书记载，早于诸葛亮的东汉名将马援南征，于交趾(现越南)得到骆越铜鼓。解放后，在四川南部和云南等地都有出土过春秋时期的铜鼓，因此可以证明到铜鼓并不是由诸葛亮所创制的，而是后人为了怀念诸葛亮才为之定名的。其次，诸葛亮南征时是否制作铜鼓，《三国志·蜀志》上并无记载。
汉以后较长时期正史上也无可考。杜甫、苏轼留下好多篇武侯祠诗篇上也未提到诸葛亮制作铜鼓。直到十四世纪明代何宇度写的《益部谈资》上，才第一次提到成都的武侯祠里面陈列着铜鼓三面。
书中有明确写出这三面铜鼓的形态：色绿形圆，中束上宽，下则敞口，像倒扣的斗。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鼓面有四头水兽及帆船等花纹。旁有四耳，重仅二十余斤，敲击时有鼓声，放在水面敲打，声更洪亮。传为南征孟获时所制，故名诸葛鼓。
何宇度记载的三面铜鼓同现在陈列的三面铜鼓，显然不同。尽管形状有点相似，但高矮大小不一，花纹饰物更不相同。既然唐宋时期，武侯祠没有铜鼓记载，那末，何字度所见的铜鼓，很可能是明代移进庙内的。据史料记载，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四川巡抚省吾讨伐“都掌”少数民族，曾获得过铜鼓。
“都掌”部落居住在叙州戎县(即现在宜宾地区的高县、琪县、均连、长宁、江安、纳溪等县)。
曾省吾讨伐时克寨六十余座，得诸葛鼓九十三面，选了声音洪亮的六十面进贡京师，其余的留在成都库中。由于缴获时的名称叫诸葛鼓，很可能就选了三面放进了武候祠，作为配祀。不过到了明末，武侯祠因为战乱而变成了废墟，殿上的那三面铜鼓因此也不知道了去向。
现在人们看到的三面铜鼓，是清代咸丰年间成都人张瑞龄父子所献。安放铜鼓的木架上刻有文字：“咸丰辛百年清和月中完吉日，蓉城弟子张瑞龄率子应星置。”正由于比何宇度晚三百多年才陈列的，原物又找不到，因此现在的铜鼓，在形制、重量、图案上都不相同了。
西南地区兄弟民族铸铜鼓是千什么用的？古时征战讲究兵贵神速，西南多山，进退是以牛角号音、皮鼓击动声为号，不可能把笨重的铜鼓搬到战场上使用。据《后汉书》、《桂海虞衡志》、《赤雅》等书记载，都说西南各省兄弟民族习俗铸铜为鼓，愈大愈贵重，是权力的象征。
正如汉族地区奴隶社会夏、商、周都铸铜鼎以为国运权力所在一样，“都掌”部落以铜鼓为宝器，鼓有剥蚀、有声响者为上上鼓，值牛千头，有上鼓二三面即可雄视一方称王。每有事，则击鼓高山，集合远近寨子士兵，杀牛饱餐以后，出发征战，战斗取得胜利，愈以为铜鼓显灵。
正因为“都掌”部落以铜鼓为权力标志，所以曾省吾讨伐时，也把缴获铜鼓多少作为胜利的标准，进贡京师和带回省城，则含有不再给“都掌”以造反机会的用意。
“都掌”部落是几经迁徙，才在宜宾地区定居的。其先人所在地区，是诸葛亮南征渡沪水、平孟获的西昌越西地区。诸葛亮南征，执行了正确的民族友好、开发边睡的政策，促进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地区人民长期怀念诸葛亮，住的瓦板房称为诸葛屋，扎白头帕以悼念诸葛亮，叫诸葛巾，所以把铜鼓称为诸葛鼓也就不奇怪了。
诸葛亮殿上三面铜鼓，尽管不是诸葛亮生前之物，现存三面铜鼓也与明代文献记载不同，但是，作为诸葛亮治蜀功绩、民族友好的见证，将其陈列，对今天的观众有教育的现实意义，仍然属于珍贵的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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