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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台湾曾经历一段威权统治的时期，那段期间许多时事都是言论的禁忌，目睹时局的人们不是粉饰太平、就是噤若寒蝉。所幸，台湾已完成民主化的过程，许多政治迫害事件也因为政府档案解密以及当事人现身说法，真相逐渐被还原。
身处今日的我们，也许未曾经历过那段痛苦的岁月，但仍可透过文字、声音、影像、甚至是网路游戏来理解与记忆台湾所经历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各种政治迫害。
只是在没有民主化的时代里，许多事涉政治敏感的议题并不容许随意谈论，甚至书写的纪录也会被有意抹除，特别是政权转换的时期，此时的记录涉及忠逆价值的绝对选择，新朝无法容许前朝的忠臣，如果有人大胆谈论或写作相关事迹，那么可能很快就会被当成逆党而遭临大难。这些前朝「忠臣」往往归隐山林，绝口不提往事，让人不觉得他们存在。
明初靖难之后，传说建文朝的大臣有部分逃出南京，隐姓埋名躲藏于各处。其中有人远走四川，以补锅为业。
某日，这位补锅匠在市场上遇到一人，两人皆露出吃惊的表情，仿佛在说「真的是你吗」，接着双双落泪。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再普通不过的补锅匠，很可能就是建文旧臣。
「补锅匠」真人不露相，他要把建文永乐叔姪相残的事情埋葬在心里，不要让人再忆起此事，更不要再牵连任何人。只是没想到，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死透的时候，竟然遇见过去同朝的故人。瞬间，忘记的事情又想起，才会悲从中来。
补锅匠与他的朋友，是用自己的生命与灵魂来记住这段政治禁忌的史事。但随着年岁增长，形体消灭，这些眼见为凭的历史终将消失于人世间，再无人能忆起当日往事。
《明史》的编纂者深知类似的情况一定不少，所以特别写下这个故事，告诉读者这段时间并非没有记载，也不是史家不努力还原当时的状况，而是这些记载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是被禁止的，最终消失在历史当中。
靖难发生数百年后，有一群人不愿意像「补锅匠」一样，任由自己的历史消失无踪，所以他们利用编写地方志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把当时不能写的禁忌隐藏到史册中。
这段故事是发生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偏关。
偏关位在今天的山西省北部，原是明代防御蒙古的九边之一。偏关在明初设立千户所，调遣一批军户进驻此地，他们在偏关落地生根，寒来暑往地为大明王朝戍守边疆，防备蒙古骑兵南下。
然而，地方上多数是武人，彼此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舞刀弄枪有马革裹尸的豪情，但要他们提笔写文章恐怕难之又难。因此，到明末才有地方文人开始编纂地方史草稿，但紧接着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使得编纂方志的进度延宕。
顺治五年底，偏关卫所的将士与大同镇总兵姜瓖联合，共同反清，史书上称此为「姜瓖之变」。
只是为时不到一年，原本高昂的反清声势出现逆转，姜瓖与偏关将士随即败北。战乱之后，地方深陷杀戮的恐怖气氛以及调查逆党的戒严统治，人人都有可能因此遭受到牵连。
顺治九年官府会集偏关儒生，商议编纂方志之事，这可以视为是地方文治的开始，同时也可以看作官府对偏关释出善意的一年，对「叛乱者」的仇恨可能至此暂告一段落。
偏关文人虽然感觉到政治的春意，但实际编纂后却开始遇到困难。地方志纂修都必须将地方表现杰出的人物纳入列传，当时的社会价值最推崇的就是符合忠义、节烈与孝友的人物，但涉及「叛清」的偏关，到底要怎么选择这些人物，着实伤透脑筋。
于是他们开始回想偏关的过去与顺治五年底那场反清的战争。
姜瓖之变中，偏关万家实际扮演领袖的角色。万家从明初移居偏关，至隆庆四年家族成员万世德中举，官拜兵部尚书，万家就成为偏关文韬武略的代表。但是相当讽刺是，明末李自成攻打山西以及随后满清入关，万家与偏关都选择投降，没有为明朝尽忠而反抗。
入清以后，万世德的孙子万链与他的大嫂孙氏都为投降而后悔，因此联络过去的人际网络，准备高举反清大旗，拨乱反正。万氏在偏关的势力不消多说，而孙氏的父兄都曾任过边镇总兵，部属都还戍守在晋北等地，若能策动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万链还找了自己的好朋友王维垣，希望他能够策动他的兄长王维城。王维城也曾任边镇总兵致仕，若能得维城之助，定能增加胜算。
顺治五年底，姜瓖在大同举事，偏关万链、保德州王维垣一举响应，一时之间山西多数重要城池都重新立起了明朝的旗帜反清。只是万链与孙氏可能误判形势，轻忽了满清的实力，待清军云集晋省，情势随即转变，不到一年的时间收复的城池再次陷落。
顺治六年底，从大同传来的消息让偏关人惊慌不已。原来，满州铁骑重重围住大同，姜瓖已经被部下刺杀，开城投降。清廷为了惩创这些「逆贼」，大肆屠城与破坏，全城几无生还。这似乎预告偏关就是下一个大同。
万链与孙氏不但绝望，且无限的愧疚。他们后悔自己的轻率，让这么多父兄与友朋死在战场，更多的偏关人可能因此受到牵连。
是夜，万家之宅冒出熊熊火光，这是万家的荣光最后一次照耀偏关。能逃跑的偏关人都往蒙古方向去，万家人多数逃往内蒙古的大青山，他们说到了大青山看见天上现出万世德的玉带，他们相信这是祖先的指示，于是在大青山一带定居下来。
过没几天，清兵围住偏关城，为了活命，从前与万家友好的人不敢作声，与万家有嫌隙的人暗中叫好，众人或多或少把反清的罪过归咎于万链身上。王维城为了保住家业和仅存的偏关人，宣誓支持清廷；并让自己的儿子王彝鼎随军出征平叛。
正当大家庆幸局势稍稳，不至于像大同一样被屠城报复时，却又传来凶耗。
原来清军围攻保德州时，王维城之子王彝鼎阵亡了。据守城内的叔叔王维垣，承受不了伤心，更无法出城到兄长面前请罪。他只好走到黄河边，投水自尽，随姪儿同去，求兄长原谅。王维垣的儿子王翊鼎，来不及阻止父亲投水，一想到自己要面对父兄的死与伯父的悲痛，也跟着跳下黄河。
王翊鼎的妻子宋氏，眼看大伯因与公公对垒而死，而后公公与丈夫都在一瞬间没了，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现在更残忍的事情。他们究竟是在追求什么信念，才得遭遇这种磨难？
宋氏这时只有十九岁，在她的人生阅历中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让她想这种事情。她感觉这世界已经抛弃了她，她不想要有感觉，也没有了感觉。
几天后，人们发现宋氏已经上吊自杀。
回想至此，偏关文人实在不忍心把万链与王维垣当成「叛清」的罪人。一来他们反清实际上是表达对前朝的忠义，指责已死的将士于心不忍。再者，尚存人间的自己对于清廷毕恭毕敬，节操已是有负前朝，怎么有立场去指责那些壮烈牺牲的人。况且，在边镇的卫所里，这些人彼此间的关系不是长官、同袍与部属，就是异姓兄弟、儿女亲家，人情关系相当密切。因此他们对将要书写的对象都有浓厚的情感，政治的压力让人不能祭悼已死的亲朋，但至少可以不去指责他们吧。
在诸多考量下，偏关文人决定把他们藏起来，藏在官府较不注意，却又是教化重点的「列女传」里。万链实际上是反清的偏关领袖，所以避写其名，但是从万家媳妇孙氏的列传中，就可以知道万链是带领偏关反清的事实。「著书唯剩颂红妆」，偏关文人知道，只有女性的坚贞，可以守护抗清死难者的尊严。
编者也不写王维垣父子的政治立场，而把他们的行迹藏在宋氏自杀的列传里，期待后人在读偏关方志时，能够从孙氏与宋氏的故事还原姜瓖之变时的偏关，以及他们面临的人伦惨剧，同时也期待这样的写作方式可以避开官府的检查。
偏关文人假想，不知情的人看到的只是孤立的烈女故事，但是知情的人就会回想起姜瓖之变当时的惨烈与辛酸。
偏关文人的写作策略有部分是成功的，宋氏与王维垣的故事被原封不动搬移到往后的方志中，显然「叛逆」王维垣已经成功借着烈女宋氏而突破官府的检查。然而，如果仔细阅读偏关的方志还是可以感受到偏关文人刻意保存「叛清」罪人的痕迹，因此偏关的方志并没有像单则的故事一样突破文网，它被收入府库秘藏禁止刊刻。
历史就这样被隐藏着，一直到了民国成立，新县长到任发现了库藏的秘本，决定刊刻出版。当时偏关人刘澍因为走西口经商的关系，常与四散于蒙古的万家人有接触。一知道新县长正在征集地方文献增补方志，他迫不及待把他知道的万链与王维垣传说撰写成文字，并从各种史书证明偏关曾在清初时遭受到政治压迫，积极恢复当时受害的历史。
清初偏关文人成功了，他们没有让政治力量扭曲偏关将士的忠义，也突破了严密的文字检查，最终让世人重见偏关人不敢直言的过去，只是这段路走了好长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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