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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七年七月，苏轼离开了黄州的东坡，那个让他创造出无数名作的地方，从此仅能从梦里追寻，48岁的他在弟弟苏辙的陪同下北上，一个要去河南为官，一个要去安徽任职，不过在北上之前，苏轼决定绕路去一个地方，他们乘着船沿长江而下，专程来到了江宁。他之所以要在流金铄石的七月里，绕这么远的路来江宁，是为了来见已经花甲之年的王安石。
对苏轼而言，王安石是他的政敌、恩人和读者。这时候是王安石退隐江宁的第八年，这八年里，他远离了政治漩涡，很少干预朝廷事务，此时他身上政治家的身份已经渐渐变淡，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个文学家身份，虽远在江宁，仍非常关注苏轼在黄州的创作，尤为喜爱苏轼的书法作品《表忠观碑》，时常赞不绝口。
当初苏轼遭遇人生中最大挫折“乌台诗案”的时候，自己都心灰意冷，觉得生存无望，屡次要自杀，可以说是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光，宋神宗在东京城里还在为这个才子的生死犹豫不决，这次他很生气，对于苏轼也确实动了杀心，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虽然王安石已经退隐多年，但在宋神宗心中依然非常有分量，最终，宋神宗还是饶过了苏轼一命。
此时苏轼来到江宁，便是为了拜访荆国公王安石，此时早已物是人非。二十多年前，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赴京科考，凭借着清新洒脱的文风，苏轼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欣赏，一时间名声大噪，才名在东京城里一时无出其右，新作一出便广为传抄。起初的仕途就有些坎坷，因为母亲和父亲苏洵的离世，苏轼一共用了六年时间回家守孝，再回到政坛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一座巍峨大山，横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是王安石。
苏轼回朝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已经拉开序幕，此时朝廷分成了旧党和新党口诛笔伐，苏轼是个彻彻底底的旧党人，他的父亲苏洵曾作《辨奸论》来暗讽王安石，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也是坚定的旧党，苏轼同样也是。
这时候北宋已经开始积贫积弱，出现了颓势，王安石背负的是扭转大宋国运的沉重使命，他有宋神宗的支持，开始强力推行新政，回朝的苏轼上书言变法中的不得当之处，引起宋神宗重视，打算重用他，这时候看到威胁的王安石却把苏轼打入谷底，他对神宗说苏轼是邪险之人，万万不可重用，后来还罗织罪名，屡次请求贬谪苏轼，用尽各种手段打压苏轼，可以说，苏轼的仕途是毁在了王安石这座大山上，苏轼对王安石也很有怨言，时常写诗讥讽。
如今两人经历了二十年光阴，再相遇于江宁，王安石经历的丧子之痛，生命也已经来到了后半段，苏轼自黄州而来，仕途又有转机。两人一见面，苏轼心中还有些怨意，王安石已经花甲之年，又研究了几年佛法，此时全然成了一个爱惜晚辈的老人。
一壶好酒，几卷诗文，一个几经沉浮的老人，一个饱经沧桑的晚辈，就这样抛开了政治的分歧，忘却了多年恩怨，一起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这是他们生命轨迹最后一次交汇，两年后王安石便会离开人世，而苏轼的漂泊岁月才刚刚开始。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出游作诗唱和，到了分别的时候，王安石对身边的人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目送苏轼的船渐渐远去，恩怨尽泯，只余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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