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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蒋蓝
酷热难当的时节，读李银昭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一册清凉》，隔着汹涌的人与事，心绪的确安静下来。但一股大力又让我感觉燥热，遂一笔写出。我有一个越发硬朗的看法，鉴于对才华、想象、经验、文体的不同倚重，散文不同于诗歌与小说，它往往是一个人四五十岁才能渐入佳境的文体——而这又与“穷而后工”无关。
《一册清凉》的书名等于昭示了李银昭的价值观，他在扉页上写道：“太多诱惑，身子难脱。唯有护着心灵，做个清凉汉子。”那么，他的散文观至少与我有些不同：我可能是看得越清，就越失望；越是失望，就越孤独。而李银昭于繁杂人生中，只取温润心灵的人与事，只取让自己铭记的那些背影，当他将其在纸上落地之际，他被劝化，他被驯化，他被点化。他在与这些温润往事的空中对接中，完成了自己的文字沉淀与提纯：斟满杯，痛饮清凉。
他与其是在咏叹历史上那些清洁的精神，那些独立于世的风骨，不如说，他是在警醒自己：在漫漫生活长途里，要与阳谋君子交好，要向山河与民众求知，要向“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强项者致敬，要与言行一致者含笑举杯，要与那些敢于放弃的人，逶迤前行。
一个人的写作，并不一定是指望与世界达成沟通。卞和式的献宝不遇的苦闷乃是出仕无路的苦闷。一个人的写作，是为了与自己的影子达成和解，由此做到身形合一。或者不和解，也是写作的一个目的。
20万字的《一册清凉》分为三辑，我更喜欢第一辑《生命的温润》与第三辑《站立的风景》当中的不少篇章，写傅雷妻子朱梅馥的《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是一篇哀而不伤的力作。一个女性在延宕的非常时期，敢于彻底与灵魂中人携手，毅然赴死，不禁让我们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里那些出身高贵、捍卫正义、不惜拼死一争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是引领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是后无来者的绝响。李银昭写出了一代人的痛，以及作为晚辈的及全部敬仰。
我也喜欢来自成都生活的取象之作《那些带着鲜花和微笑的人》。一个坐在锦江大桥上卖花的老人，在作者眼里，老人与花所形成的张力，进一步逼显了花之于成都这座城市的意义。记得我在写《春熙路史记》里，引述过一个故事：名扬世界的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在四川前后居住了23年。1938年的梅花开放时节，在春熙路上一家花店里，他看中一束绿萼梅，老板索价奇昂。还说：“花有几品，人有几等。”意思是高贵之人方能赏识高贵之花，不能说价钱贵。李银昭买下了老人的百合花，不可能有绿萼梅这般高贵，他寄心香一瓣入文，给欲望喧嚣的街头以丝丝清凉，正是他写作的初衷。
我和李银昭均有跑步的习惯。这样的晨跑，在他笔下也成为发现生活细节的方式。记得一天早晨的上班路上，我看见李银昭跑步回来，他一脸刚毅，大步流星逆向穿行在车流里，如果再加上几个手势，会以为是指挥车辆的交通人。我不像他，我在夜跑中带着战术头巾，一颠一颠的，近似于阿富汗风中的战士。
当然，《独一无二的作家张承志》，则是本书里不可多得的沉雄、峭拔之作，似乎与“温润”无关，只与独立遗世的人格精神相连。他高标的品德，与朱梅馥的人生抉择一样，也成为了这个世界后无来者的铁血资源。
尽管我们仍然把随笔置身于散文麾下，但着眼于近三十多年的散文、随笔进程，会发现它们在渐行渐远。当代许多名气一流的文学家，只要读一读他们的散文，尤其是随笔，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发现，他们之所以拥有这么多尊隆的名头，其实就证明了他们以及这个时代的文学价值：写作的确与思想无关。文学性在于虚构，思想性在于说出独立见解。而才子们高起高打，认为硬语盘空的独立见解是扰乱文学性的。所以，彰显思想力的写作者，就必须像犯了错的学生，在文学的座次间叨陪末座。在我看来，李银昭的随笔叙事，要强于他的文学散文。或者说，他应该更多地发挥自己潜在的思想力，去演绎、去凸显、去穿透、去激活散落在文学散文的田园里，那些纵横的阡陌、突兀的危岩与孤石。一旦拥有这些大地的筋骨和依傍，一个作家才可以从容地面对，随笔从属思想空间、散文从属文学空间的交错关系。
我对李银昭讲过一个经历：我是一个勤劳的人。我一直对着一根木头浇水施肥，是希望它入土为安，生根发芽！直到某一天早晨，在一缕曦光下，我发现木头上冒出了几朵惨白的小花，竟然把骚动的阳光抬高了一寸。这肯定不是松茸，也不是银耳，它们是情况不明的菌子。菌子是傲慢而执着的，它日渐膨胀，斜睨着周围发暗的小树，因为它发出纸一样的白光，这就构成了我的绿化树。有人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但我的收获都不是这些，而是纸光。
我的意思是，人生虽无常，命运各有根。惜我者惜之。嫌我者不弃。
至于在《一册清凉》里，李银昭谈到的不少教导“放下”、“无为”、“保持快乐”的法师、大师之作，我却从不寓目。这个道理，就不说了。
好！斟满杯，痛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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