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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可谓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从未被哪种外来音乐湮没过。世界在向前发展，中外音乐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是客观事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这种交流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接触中，以越来越深入和直接的方式进行着。只有交流，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才能更好的向前发展。
一、魏晋时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背景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汉王朝的统治，各地豪强、军阀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又相互吞井，进入了割据、混战的时代，西晋王朝放纵门阔士族，形成了门阀政治。
同时，也加强了各地诸侯分封同宗室王侯的权力，以护卫皇室为借口。但这些措施使西晋政治更加腐败，统治者更加奢侈腐化。经过了“八王之乱”，西晋就逐渐走向了灭亡。
公元317年，皇族司马睿流亡到江南，建立东晋王朝，而北方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才建立起儒学在官方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但随着汉王朝的衰落，汉代儒学的弊端就在研究中日益显现了出来。
这时为了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各种思想就开始逐渐活跃了起来，遂而形成了儒、道、释三家为上，各种思想并存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如曹操提倡“唯才是举”。这样，以通经而取官禄的道路断绝了，儒学的就失去了统治地位。
而后大量西域音乐文化以各种形式的传入，导致了中原宫廷中雅、胡、俗乐合流的倾向，使不同的音乐文化之间产生有益的相互传播，彼此吸收和消化，丰富充实了各自原来独有的文化机体。
这样，既使得了西域乐舞的风格及组织形式成为隋唐宫廷燕乐的主体部分，也促进了中原宫廷音乐文化的更新与重构。这是外族音乐与中原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整合过程，故而使西城音乐在本阶段的传播上具有了深度和特别的意义。
二、玄学文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曹魏建立政权之后，玄学思想盛行，并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各种思想里的上流，玄学是在不完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在当时掌握实权的人大多都是军阀，他们对当时的士人随意杀戮，往往一言不慎即招杀身之祸。在这种环境之中，知识分子只有从事这种与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学问以求免祸全身。
所以这个时期专讲玄理，成了社会风气。玄学本身有不同派别，反映了地主阶级不同政治集团的矛盾斗争。
玄学文化其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的产物，门阀政治囚禁了庶族知识分子上升的官场之路，黑暗的政治背景下，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
但连年的社会动乱却从未使得他们有过一刻的松懈，就是做个隐士，也无法逃脱社会的牢笼，而玄学家们在自己中欢呼之时，也为他们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音乐文化与外族音乐的交流以西乐东渐为主，大量西域乐舞及其乐器、乐人在华夏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挥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大多数西域乐舞在随唐燕乐的发展中居有重要地位，影响甚广。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政权的频繁更替、战争的掠夺以及不同统治者之间的外交活动等对外族音乐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影响极大，故其传播方式主要有战争传播、宗教传播、通婚传播、朝贡传播及商业传播等。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与中国同化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具有异域风格的佛教音乐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佛教音乐逐渐中国化的阶段，实现了西域佛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相互碰撞交融，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的承启性是在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吸收外来音乐精华来填补已有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以中国佛教音乐为主，多种外域佛教音乐并存的佛教音乐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也可以说是汉朝佛教音乐的继承发展，也为此后隋唐文化的繁盛奠定基础。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大地带来一股强烈的异域风情，其理念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佛教音乐，作为佛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类伴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当中国佛教音乐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开始从思想、地域、人数、政治、经济、佛享活动等各方面渐进地过渡，并逐步成功转型到以自我开放为中国佛教音乐特征的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愈加深入。使节往来除了物品的交换，一些外域的物种和艺术风格也并传入，包括乐器和音乐理论。
在北周武帝时期，跟随突厥皇后一同进入中原的龟兹音乐家苏衹婆带来了西域所用的“五旦七调”音乐理论，并传子当时音乐家郑译学习龟兹琵琶和龟兹乐调理论，丰富了当时传统的乐律理论。苏祗婆的七调是梵音声律中的俗乐音阶，与中国传统清商乐的音调差别不大，只是多了两个变音。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对后世的影响
在佛教音乐在中国已近两千年多年的文化历史中，始终扮演着辅助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在佛教的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佛教中有着自己完整的发展体系。佛教音乐同佛教一样，不可能独立于某一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具有各自的形态、特征和印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音乐，由于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而特有的精神面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曾经也出现过“三武宗”四次灭佛。但是，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佛教思想还是在中国稳住了自己崇高的地位，中国思想也由此进入儒、佛、道的“三教合流”阶段，并由此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音乐，在中国佛教音乐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佛教音乐的普及和发展，对于我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个发展良好的朝代自始至终都是擅于学习和吸取各方面优秀文化成果来实现自身强大的朝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音乐文化从制度到精神、从建设到发展，都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奠定了稳固基础。深入地了解，然后融汇古今，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城音乐文化的大量传入，亦与这一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统治者所采用的“戎华兼采”的音乐制度，为外族音乐在中原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也反映了中原宫廷对外族音乐取舍的主动选择性特点。
五、结语
佛教在中国从最初地生根，逐渐地慢慢发芽、扎根，到现在的壮大，中国以其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了这一新宗教。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崇敬和支持，给这一外来宗教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才使佛教有可能逐步融入到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去另开新枝，并生根、滋长，到成荫。
佛教音乐随着佛教的传入也经历了如波浪式的起伏发展，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转折过渡才达到隋唐的繁盛高潮，最终才得以形成今天的这个局面。
参考文献：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岸边成雄《论西域艺术家及其对古代文化史的贡献》、王克芬《荟萃交流异彩纷呈一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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