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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今天题目可能很多朋友以为我们要聊粒子物理，然而并不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远的话题，也是比较冷门的文学批评领域的话题，就是关于悲剧，我就尝试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说给大家听，如果你的确对文学艺术不感兴趣，那就可以直接跳过，这其中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对比，就是东方悲剧中的失信正义和西方悲剧中的悲剧性不义，由此也让我想到了本期题目当中的比喻，具体如何做比，那么下面再详细讲。中国古代的戏曲，无论其在舞台艺术或者是在诗体文学上有多大的价值，无论它能让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戏曲家产生多么高的敬意。仍然无法和伟大的西方戏剧等量齐观，这是因为戏剧首先是一个表演性的故事，所以评价它的优劣，自然优先的要看这个故事的安排以及背后的思想底蕴，就如同一部手机外观再好看，行内的人首先评判的标准还是他内在的性能，尽管他们也知道很多用户买手机的时候会在意外观，而中国的古代戏剧有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部外观不错的手机，就像柯勒律治所说的，这些人应该去写诗而不是写戏剧，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悲剧，中国戏剧恰恰在悲剧创作上是失败的。失败，不是因为个人文学修养低而是败于中国整个的文化诉求，很多人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大量的古代悲剧，例如红楼梦，但是认真的读者仍然很容易体会到他们和真正的悲剧的差别，当一个人看完这些作品后，并没有获得代入式的付出那种激情后的挫折，或者像斯宾诺莎所说的能够体认到永恒的命运之后所带来的平静，他们只是被短暂的个人情感失落所萦绕，以至于难以自拔，简单的来说看了中国式的悲剧以后，你收获的只是旁观目测的同情心，产生的悲悯，而不是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带来的凄凉，在说浅白点同形式的悲剧，它的潜在逻辑是，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同理心式的悲剧，它的潜在逻辑是，原来我们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带给人的体验当然就是宣之有别，具体的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莎士比亚写的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德莱顿写的爱是一切白朴写的梧桐雨以及洪昇的长生殿，就可以感受到我刚才说的这种差别，两部英国戏剧写的都是古罗马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故事，两部中国戏剧写的都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而且碰巧他们都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悲剧，在梧桐雨中杨贵妃死于第三幕，唐明皇在这一幕当中始终陷于巨大的悲痛。
在长生殿中第25处的玉环之死是为幸福的重聚所做的一种铺垫，这两部戏都极尽能事的突出了文学的美感和情韵，这虽然带来了一种形式美，但却无形当中拉远了和读者的心理距离，最终就让悲剧情节产生的冲击止步于人们对悲剧人物的个体化的同情，例如剧中唐明皇本质上是一个懦弱无能而且近乎自私的肉欲主义者，他几乎不敢进行任何抵抗，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内心冲突，他因为爱杨贵妃失去了江山，后来又为了延续江山而放弃的贵妃，在权利和爱情的两难抉择面前，哪怕他是一个再自私的人，哪怕他再顺利的作出了舍弃爱情的决定，权衡的过程依然还是应该存在的，但是作者似乎根本不在意唐明皇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或许他只是单纯的认为悲惨的故事对悲剧来说就足够了，其他的不会改变故事结局的任何唧唧歪歪，除了带来行文做戏以外没有任何好处，但正是这样一种在中国戏剧中普遍出现的文化观点，最终隔离了剧中人隔，隔离开了局外人，也隔离开了悲剧的力量，舞台上的第四面墙不仅没有推倒，而且还多出了第五面墙，它最终将中国的戏曲悲剧系于伟大悲剧的围城之外。
我们可以来看看具体的台词安排，在白仁朴的剧本中，唐明皇就是一个懦夫和无赖，叛军的逼迫下，他对杨贵妃说，妃子不记事了，寡人自身难保，在杨贵妃苦苦哀求时候，他回复到寡人怎生是好，在杨贵妃最后被叛军带走时，他说卿休怨寡人。读者当然不喜欢那种无底线高大上的言辞，但是这种连一丝反抗挣扎都没有的尸体般的台词当然更加令人兴味索然，在洪昇的剧本中稍微好了一点，唐明皇好歹显示了几分勇气，就在杨贵妃准备慷慨赴死之际，他还说出宁愿为爱失去天下的话，但是很快还是把人交给了叛军，并且诀别道，罢了罢了，妃子既然执意如此，朕也做不得主了，与之相比，我们在看莎翁剧本当中安东尼的告白，让罗马融化在台伯河里薇薇的帝国大厦倒下来好了，这里是我的生存之地，这是不是更能令观众为之动情，并生出一种我若如此必要如此保护情人，或者我若得此情人死也愿意的内心体验。可见真正的悲剧情怀不是外在的，理查兹在文学批评的原则一书当中，曾经对什么是悲剧体验有一种精妙的解释，他说悲剧不产生于贫贱，不能来自于压迫物质存在独立不已，这种独立性的缺失恰恰是中国悲剧的弱点，中国的悲剧大多依赖于情节，而这种依赖性又在深层次上源于悲剧创作的根本目的。
西方的悲剧重在展示悲情酝酿本身的过程，目的在于激发人们去思考悲剧形成的背后趋势和深层次原因，而中国的悲剧正在展示正义最后到来以后的结果，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善恶报应的一时之快，西方悲剧中的不幸带给主人公的遭遇称为悲剧性不义，中国悲剧中的主人公的凄惨境遇换来的正义审判，称为诗性正义，悲剧性不一和诗性正义正是东西方悲剧各自要确立的最终结果，也是他们最大的分歧，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当中评价道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而言，如汉宫秋梧桐雨等，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想着事也，其最有悲剧者，如关汉卿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处于其主人翁意志以列于世界大悲剧中无愧色也，然而呢这个结论确实值得商榷，我为先生说赴汤蹈火出于本意可谓悲剧，然而需要澄清的是这些本意真的是作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人的本意，还是整个文化体系强加于其的本意，以他最推崇的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为例，窦娥为了让自己的婆婆免受刑罚含冤招供承认杀了张丽媛之夫，实际上她是张丽媛自己杀的，窦娥被判死刑，临刑时发出的三桩誓愿，死后血飞白练，6月降雪，大旱三年，结果三件事都应验了，最后窦娥之父重申此案，杀了张丽媛。
赵氏孤儿中程婴为了拯救忠良赵朔之子和公孙杵臼联合以及清儿顶替受死，16年后始知详情终于报仇。这两部戏曲冲突不可为强烈矛盾也不可为不尖锐，但是这是悲剧吗？阅读之后你的体验非但没有悲伤，反而隐隐有痛快之感，为什么？以至于他自己是谁，他死前想到了什么，完全被观众忘记了，同样程婴的行为如此对待亲生血脉和舍身保护的忠良之后的取舍如此坚决，也让人们忘记了曾经作出这个决定时候他的妻子他的亲生孩子泉下有知是否会原谅自己的父亲。因为这些在中国悲剧文化的设定中通通是细枝末节，而且是几乎注定无法解决的，带有天生缺陷的细枝末节，所以干脆全部略过，就在这样的忘记当中，人们等来了最后的高潮，一种喷薄而出的高潮，在酣畅淋漓的一泻千里之后，人们自然也就忘记了原本我们是在体验一出悲剧，白璧德在后期论著卢梭和浪漫主义当中曾经提到过中国，他把中国缺少悲剧这个事实归因于中国人缺乏伦理的真诚，这就是我刚才质疑的王国维所谓的本意的真实，人性是复杂的，因为复杂就会产生天然的冲突，因为冲突才会有悲剧。
在西方的价值体系当中是从个人出发思考解决之道，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最小化的悲剧冲突的可能，实在如果解决不了，就把悲剧忠实的演绎出来，让后人直面这种悲剧，并且思考解决之道，在中国的世界当中是从整体社会出发寻找解决方案，尽量给每一种道德按重要性排序，道德谱系就规定了每一种道德的位置，所以所有伦理要素和权利诉求都是按照严格的所谓价值秩序已框定，这就会看起来让不同等级之间的冲突大大的弱化，然而实际上人是平等的，或者至少是追求平等的，中国式的虚伪伦理只能让极少数人得到保障，当大多数人还是会面临种种不幸时，我们的创作者就定义其为个体的悲剧命运，并且虚情假意的告诉人们，命运最终会得到正义的眷顾的，为此还写出了不少的悲剧戏曲为这种理论背书，所以我们的悲剧关注的其实不是悲剧，而是失信正义，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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