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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讲述文化故事，文化还原历史盛景。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武侯祠矗立的“三绝碑”、杜甫草堂浓浓的文人气质，无不彰显着成都这座有着23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魅力。
日前，由成都市文化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武侯祠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和杜甫草堂博物馆协办的“读书·纳凉·赏文创”系列活动开启，文化名家开展了3场以“三国文化与成都”、“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文明的辉煌”、“杜诗中的成都”为主题的活动，让市民更加深入地了解成都，以及这座城市的文化故事。
杜甫草堂：杜甫诗中的成都
竹溪清灵，丛林幽生，草堂有诗，诗中有画。在成都杜甫草堂走走，能体会到诗圣杜甫笔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绝美，也能感受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境界。
今日（7月23日），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周啸天在杜甫草堂博物馆仰止堂，为小朋友和杜甫诗歌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杜诗中的成都》活动。
“公元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颠沛流离的一年，也是这一年，杜甫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摆脱中原战乱，初到成都。”周啸天表示，杜甫到了成都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好地方。刚开始他寄居在浣花溪的草堂寺，在这里他收到了邻居送来的蔬菜以及朋友高适送来的米面，写下“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这让杜甫觉得生活有了依靠，同时，有一个主人给他找了个定居之所，让他不免感叹“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茅屋建成不需要多长时间，更多是经营草堂种植的事情。”760年，杜甫草堂建成的那个春天，杜甫的诗更多为抒情而写景，如建成草堂后写的《堂成》以及为怀念诸葛亮写的《蜀相》，均描写了很多景物、植物，充满了生活情趣。“杜甫一生对诸葛亮是非常崇敬的，刚好他自己也遇到了安史之乱，希望和诸葛亮一样对国家效力。”周啸天说，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中，不仅是杜甫对诸葛亮的崇拜，也是对自己的感叹。
从杜甫描写的很多在草堂生活的诗篇中，可以明确了解到那时草堂的周围环境，如《客至》中“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是杜甫居住在草堂时的自然生态，后一句“盘飧市远无兼味”可以发现，虽然现在杜甫草堂处于成都市区，但在唐代时，草堂仍在郊外。
周啸天表示，杜甫在到成都之前大多写五言古诗，后来在成都则把七言律诗也写到了极致。
金沙遗址：强盛的古蜀王国
7月22日，金沙遗址博物馆1号遗址馆内游人众多，馆长朱章义站在大屏幕前，用图片和生动的语言，向现场市民生动讲述了他作为一个考古人，接连发掘三星堆和金沙的过程，并解析发掘这两个遗址现场的故事，和文物背后的深刻内涵。
1929年春，广汉农民燕道成、燕青保父子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车水挖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他们未曾想到，已无意中碰醒了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文明，同时拉开了持续达八十余年的三星堆考古的序幕。通过长期的挖掘和保护，1963年，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月亮湾进行了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最终确定了这个上启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2800年），下至商末周初（公元前800年），上下延续2000年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共出土文物上万件。朱章义在屏幕上放着一号铜神树、铜兽首冠人像、铜持璋小人像、金面铜人头像……一件件文物的详细资料以及挖掘过程，他都如数家珍。
随后，朱章义以金沙遗址挖掘处大量象牙、象头骨、象臼齿为切入点，讲述了来自金沙遗址的挖掘故事。
“直径12.5厘米、厚0.2毫米、重20克、含金量94.2%的‘太阳神鸟’金饰，金饰图案如今在成都市区内很多地方都能看见。2005年10月12－17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制作成蜀锈制品搭载神州六号飞船在太空中翱翔后回到地面，实现了飞天梦。”朱章义表示，金沙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出土金器最多的遗址之一，出土的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中国相当罕见，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内涵，且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反映了古蜀人发达的巫术、宗教文化。
朱章义表示，金沙遗址已发现了大型宫殿区、祭祀区，出土了大量等级非常高的文物，而这些应当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王国的都邑遗址。“由于在这个王国中还没有发现文字材料，可靠的史料少，这个王国的历史还需要进行慎重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
武侯祠：听诸葛亮与成都的故事
对于三国文化爱好者而言，诸葛亮是最值得研究的人物之一。7月21日，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历史学专家方北辰以《诸葛亮造福成都的故事——从唐碑切入和解读》为题，与在场的几十名三国文化爱好者开启了一场三国之旅。
武侯祠博物馆核心文物区即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他们分布在两条平行的南北轴线之上，这样的布局与悠久的历史渊源密切相关。
方北辰表示，在西边的一条轴线上，是合葬刘备和他两位皇后的惠陵，和在惠陵的东侧修建的“汉昭烈庙”均得益于诸葛亮的主持修建。
大约在南朝的萧齐时期，供奉着诸葛亮和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的武侯祠，出现在了惠陵附近，到了唐代，这座武侯祠变为成都重要的名胜之地，诗圣杜甫前来拜谒，写下“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方北辰总结道，“惠陵与汉昭烈庙都出自诸葛亮之手，所以这是一座由诸葛亮给我们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内，有一通名为《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的碑刻，这通有千字的丰碑，因文章、书法、刻技俱精被称为“三绝碑”。唐宪宗元和四年，在成都担任地方军政长官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在拜祭完诸葛亮后，吩咐主管文书公务的下属裴度撰碑文，充分表达出对诸葛亮的景仰崇拜之情，又特别安排擅长书法的下属柳公绰书写，以及名匠鲁建刻字。“这是以歌颂和总结诸葛亮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为主题，号召大家向诸葛亮学习和看齐的思想政治教育。碑文开门见山，给予诸葛亮极高的评价，即服务君主的节操，开创国家的才能，立身社会的道义，治理民众的方法。”方北辰表示，三位建碑的主要人物，后来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诸葛亮品格精神。
红星新闻记者邱峻峰曾琦 编辑 李学莉
部分图片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张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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