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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过渡阶段，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启隋唐盛世，处于古代两个发展程度较高的封建王朝之间。所以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尤其是其货币体系，一直为后代学者不断探索。
一、从战国时期开始，金属货币就开始逐渐取代实物货币，但由于金属货币对发行组织的公信力要求严格，加之实物货币拥有着独特的实用性，所以这两种货币一直都是并行于中国古代
战国时期，随着“工商食官”局面的打破，以及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日趋频繁，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之景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流通中始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实物货币却明显有些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因为实物货币在维持最基本流通需求的同时也制约着社会经济向更高层面发展，并且实物货币的质劣化现象做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一直都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
在人类社会进入金属货币时代后，实物货币笨重和易损耗等弊端在金属货币的映衬之下愈发明显。而且金属货币再怎么恶化，至少还可以被政权：
“坏以为铜，入官”
但实物货币却无此功能。
除此以外，实物货币使用价值较之金属货币更容易变弱甚至丧失，附着在其上的货币属性自然也随之更快地趋弱和流失。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实物货币就已经逐渐让位给了金属货币。
但是，虽然金属货币拥有着大量远胜于实物货币的优点，但它却需要一个拥有巨大公信力的组织强力推行，并且在此过程中还要保障货币信用的稳定。所以虽然实物货币远远不如金属货币，但每逢官府失信或者天下动荡之际，实物货币常常死灰复燃甚至压制金属货币。
例如东汉时期长期存在的铜钱减重现象就导致了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董卓铸小钱的恶劣行径也加速了汉末货币经济的崩溃。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囤积物资充作货币，是实物货币压制金属货币的鲜明实例。
无论是东汉的“减重铜钱”还是董卓的“小钱”，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史家所称的“恶钱”的一种。铸造“恶钱”虽然会造成货币系统和经济秩序的长期混乱，对社会经济的造成沉重打击。
但“恶钱”泛滥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钱荒”问题，并且能为统治者搜刮到大量的财富，所以，虽然“恶钱”之害人人皆知，但历朝历代都不乏“恶钱”横行的现象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恶钱”横行现象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与民争利的思想，所以即便是新钱不断出炉，但依旧会逐渐沦为恶钱，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魏晋南北朝，以汉末董卓铸行减重小钱发其端，至隋末：
“或翦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
粉墨登场的钱币种类之多样，钱制变化之繁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然而万河归海、万法归宗，无论如何变化，这些钱币几乎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缺斤少两。所以这些钱币发展到最后基本都没能逃脱“恶钱”的标签。
最重要的是随着钱币越铸越轻巧，民间盗铸之风大盛。这就更加剧了恶钱横行的趋势，恶钱逐渐占据市场，连带着正常钱币的购买力亦急速下降，直接导致了整个南北朝时期的金融环境也由紧缩转向了膨胀。
然而，面对日益猖獗的盗铸，统治阶层不仅没有去积极地引导、规范，反而加快了钱币减重步伐，并试图在与民争利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就魏晋南北朝“恶钱”的产生而言，首先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社会群体，从最高统治者到皇亲国戚再到官僚士大夫，从土豪乡绅到富商大贾再到下层百姓，各个基层都有人参与到“恶钱”的制造之中。
其次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社会区域，从京师到地方，从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区域到边境蛮荒之地，都可能成为“恶钱”的出产地。最后也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段，从汉末“董卓之乱”到隋朝灭亡，各类“恶钱”几乎不曾有一天中断。
纵观整个南朝时期的货币，可谓走在一条恶性循环的路上。前朝遗留下来的货币问题，带给新政权更大的压力，由于多重原因新政权往往会再度走到前朝失败的旧路上。
正是这种循环往复的失败，不仅带给国家长期性的财政压力，使得社会经济更加混乱，而且让底层民众饱受因货币发行所带来的种种剥削。
要知道魏晋南北朝虽然以混乱和纷争为主基调，但也不能忽视西晋和隋朝短时间统一，以及大分裂背景下南北方相关政权特别是南方政权的相对稳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这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段和区域里，随着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发展。
但在社会分裂、钱制屡变，且更多地把钱币与财富等而视之的魏晋南北朝，“恶钱”因为脱离了流通货币名目化的正常轨道，其对于经济流通和社会发展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建设性，表现在社会反应上，便是每每呈现出“钱形不一，民弗之便”的困境。
“恶钱”频出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进而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政权不断重起炉灶铸行新钱，但所铸之新钱中的一部分如虚币大钱、法定减重钱等本身就是“恶钱”之属；
另一部分虽然是五铢“良币”，但大多不能逃脱“恶钱”的围追堵截而旋即恶化，使得该时期钱币铸行不断陷入“新钱铸行——恶钱迅速跟进——劣币驱逐良币——新钱逐步减重——币制趋向崩溃——考虑重新发行新钱”的恶性循环。
三、虽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恶钱”横行导致实物货币逐渐复苏，但实物货币并不能完全取代金属货币，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物货币于金属货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正是因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恶钱”横行，社会经济怪象丛生。伴随着“恶钱”泛滥导致的货币系统紊乱，实物货币进入了异常活跃期。
虽然实物货币在金融领域明显落后于金属货币，但其实用性和普适性却完美地契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背景，不仅对稳定当时的经济秩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轨迹看，魏晋南北朝承接了秦汉王朝的历史文化，虽然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分裂的漩涡中挣扎，但大一统的理念并没有断绝。无论是昙花一现的西晋王朝还是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北魏都一直致力于实现大一统的历史潮流
虽然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逆转十六国和南北朝大分裂的社会现实，但对于传承和维系中国大一统的民族意识却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此过程中，实物货币发挥着维持社会经济最基本流通需求的托底作用，对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伴随着“恶钱”的长时间、普遍性泛滥，稳定的钱币系统始终难以建立，鼓吹废除钱币、采用实物货币的主张便不时冒头。
但在实物货币成为市场交易主角的时段和区域里，其质劣化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也会迅速放大并造成经济流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反映出金属货币时代的实物货币虽不会遽然消失，却已无力承担流通主货币的重任。
早在三国时期，曹魏就曾：
“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结果由于实物货币出现了普遍的质劣化现象，勉强推行了六年时间后便难以为继。彼时司马芝等已在朝议中明确指出了金属货币相对于实物货币所具有的优势。
而且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混乱，但受民族融合和技术发展等因素印象，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一直都处于持续发展状态。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必定会导致货币的短缺，“恶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交换规模扩大的结果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将魏晋南北朝的货币发展进程看做是一个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阶段、一个处在两大货币经济高潮间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货币发展的各种准备与基础，隋代在实现短暂统一之后，五铢钱绝不可能快速地实现流通全国，因而也不会出现隋唐时期货币经济的高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货币制度中存在的诸多矛盾，特别是钱币重量的不断减轻，使得货币完全沦为统治阶层剥削人民大众的一种特殊工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货币制度本身的混乱带给国家经济建设、人民日常生计各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和惨痛教训仍然历历在目，同时也给予了后来人最为鲜明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魏书》
《晋书》
《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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