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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7月）到明宣德八年（1433），在二十八年时间里，郑和率领庞大的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到达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有可能还到过澳大利亚。彪炳史册的壮举，加深了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下西洋的起始港和收泊港
当年，明成祖朱棣将刘家港这个离京城最近的港口，选为郑和下西洋的出海起始港和收泊港，而不是选择“冲要之地”澉浦港或庆元港（今宁波港）入海，显然是经过慎重思考的。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拥有两百多艘远洋船舶，其中大型宝船有二十多艘。参与人员多达二万七千余人，仅千户以上的官员就有近三百人（这跟周复俊《星槎胜览》序言中的记述有所差异）。每次出航时间长达两三年，在航海技术的先进性、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上是无与伦比的。展示国力的这一切，绝非太仓一地所能承担。彪炳史册的海上丝绸之路，无疑是以举国之力构筑的。“下西洋”作为一项官方的外交活动，容不得半点轻率。便于朝廷向船队传递指令，便于集结和配送来自江南的人员、设备、货物，是考量的重要因素。
京城与郑和下西洋密切关联，不仅体现在遥控指挥、物质保障，更涉及社会诸多方面。从京城到苏州、杭州、扬州一带的重要城镇，无不为这项政治性的海外贸易活动和“厚往薄来”的外交活动，提供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和技术支持。不少宝船在京城或镇江打造，经由长江驶往刘家港，精美绝伦的丝绸、陶瓷、苎布、茶叶、铜器，则从苏州经由娄江，一路向东运往刘家港。来自海外的“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等，也溯江而上，转道苏州，运往京城。
回访的外国人与副使洪保
当时，郑和船队返航时，有不少国家派遣使臣搭船访问中国。满剌加国王甚至亲自带领王后、王子和大臣等540多人组成的使团，浩浩荡荡地来到大明京城。那时的大明京城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各式各样服饰的外国客人，外国客人则为大明京城的雄伟壮观、繁华热闹叹为观止。中国的声威传遍了太平洋、大西洋。
《明史》《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文献中，曾记载洪保作为郑和下西洋使团的副使，多次随同出海。2010年6月，考古学家在今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内发现了明太监洪保墓，墓中出土的寿藏铭，提供了让人兴味盎然的信息：“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寿藏铭除了叙述自己一生，还谈及郑和下西洋。永乐元年（1403），洪保为郑和“下西洋”打了一次前站，比郑和首次下西洋早了两年。这艘“大福号”五千料巨舶，尚不见其他历史记录。
顺便说一句，在大明王朝筹备下西洋时，发生了倭寇侵犯苏州、松江一带的事件。明成祖决定派郑和去日本作政治交涉。郑和立即组织人马东渡。永乐二年（1404），郑和统督楼船水师十万抵达日本，将明成祖的旨意告诉了日本执政者源道义，“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日本统治者立即下令逮捕倭寇首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况。这是郑和唯一一次“下东洋”。 据《金陵晚报》
【来源：呼和浩特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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