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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生困惑于自己无法抵御电子产品的诱惑,农村学生则困惑于家庭负载之重的生存挣扎。广东F学院教授黄灯通过一次课堂作业的反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黄灯新书《我的二本学生》日前面世,这本书通过黄灯任教十多年来所带的几届学生们家庭、学习、就业等方面的观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上二本的孩子同样值得关注
“媒体太关注重点大学,从来没有为二本学生说过话。”黄灯有些激动地说,那几所重点大学,一点小事就会引起强烈关注,但是90%的孩子都是上不了985、211大学的,他们更需要得到关注。
黄灯博士毕业后,进入广东一所二本高校,多年过去了,当她翻看保留的学生名单,惊讶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达4500多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借此接触到一个群体,看见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与命运。”
她说,上二本的孩子也是父母生出来的,也是要给国家做事的,“他们就不能占用点媒体资源吗?大家就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吗?”黄灯还回想到,自己曾经在课上跟学生们说,80后一代要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不能等着别人来讲。后来教90后了,她又说,90后的代表性人物还没有出来,你们要善于表达自己。黄灯平时鼓励学生自己写自己,但真正坚持的学生并不多。在她的设想中,关于二本学生,有学生自述的一本,加上她作为教师的一本。但学生们写得太少,最后呈现在读者眼中的,只是她写作学生的部分。
黄灯和她的学生们
十几年来,黄灯和学生有着大量、琐碎的交往,课间休息的时间抓紧聊天,更是常见。学生毕业后尤其是遇到生存困境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回来找黄灯,于是也有了毕业后境况的跟踪。在2015决定写一本关于学生的书后,黄灯对几十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写下采访日志。黄灯说:“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她说,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学生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特别让黄灯着迷的是,自从28岁来到广州,黄灯不时受到异质经验和不同文化的冲撞。在黄灯看来,广东孩子踏实得让她震撼,他们低调、朴实,少有浪漫和狂热的激情。课堂上发生的一些片段,让她印象深刻。她曾和学生讲起南北的差异,提到自己在武大念书时,冬天时,学校每个星期给学生发一次澡票,在广东孩子看来,一周才洗一次澡,简直不可理喻,因为他们天天要冲凉,他们也从来没有北方人澡堂泡澡的经历。类似这些小细节,黄灯同样乐于去呈现。
黄灯说,《我的二本学生》完全是心里流出来的,集中写作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我是极力避免写学生故事集,虽然也写了学生的故事和命运,其实更想把背后的道理讲清楚。”
温顺沉默的学生让人心疼
《我的二本学生》也聚集了黄灯的观察和思考。黄灯说:“我的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她坦言,尤其最后教的那几届,课堂比较安静,学生们都在乖乖记笔记,男孩子变得越来越听话,这甚至让她看着心疼。按照黄灯的人生经验,年轻人应该很调皮很可爱,犯很多错误,“我其实是想让他们叽叽喳喳,哪怕顶撞我都很开心。”
黄灯通过自己的观察还发现,她的学生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她说:“特别强烈坚持自己精神理想的学生真的很少,有的会有抵抗世俗化的行为,但是没有过去那种爱音乐,就什么都不顾就要去学的学生了。”
黄灯
黄灯对于学生命运的思考,实在而真诚。她直言,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写这本书,黄灯始终将自己那一代人和80后、90后默默做着对比。黄灯说,自己作为70后就学于1992年,那代人大部分都是一份职业做到底,很少更换流动。而2006级的80后学生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变革中,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的分享,父母打工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支撑等,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与父母长期分开的成长代价。2015级的90后学生则已经完全适应了流动性强的生活,这些学生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不用租房的生活。
想写底层想为他们说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写,只是都没有这样选择而已。”这些年来,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我的二本学生》,黄灯的写作受到热切关注,而她说,这其实与她的经历有密切勾连。
黄灯1992高中毕业后上了一所湖南地方院校,毕业后,她分配至岳阳一所纺织厂,那是亚洲最大的苎麻纺织厂。刚开始一切都风平浪静,黄灯在这个5000人的企业当过秘书、会计、组织干事,她一直喜欢文字的东西,喜欢思考问题。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1996年左右,村里总是有一些女孩子被风言风语包裹,风传她们被外面的老板包养,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女孩外出的经历,让自己的弟弟妹妹能获得好的教育,父母的生活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我当时特别困惑,这些女孩子背负了很多东西,改变了家里的命运,但到底如何评价她们,我始终难以找到明确答案,转型期的复杂从那时就让我有特别明显的感知。”
黄灯
因为企业不景气,1997年黄灯下到车间当了工人,1998年因为工厂深受香港金融危机的影响,接单有限,她连工人也当不上了,她下岗了。而同样是下岗,黄灯可以再找工作,可以读研,而那些工人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一个月拿着几十元的补贴。多年后,黄灯也常常对她的学生说:“没找到好工作没关系,我23岁就下岗了,比你们还糟糕。”
黄灯选择了考研,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后来又到中山大学读了博士。2003年暑假,她心情极度糟糕,于是开始在电脑前无意识写作,竟然在一个月内敲出了20多万字,她命名为《细节》。黄灯发给韩少功看,他的评价是,这是一种放血式的写作,虽然真诚但难以持续。黄灯意识到这种写作的局限,但将此当做个人精神的一个出口,让她发现自己可以写作论文以外的文字,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想写底层,想为他们说话。”
她对自己做出的评价是:真实,有感情。但黄灯说,写自己的二本学生时,她刻意控制了感情,不想因为过多的情绪渲染,损伤作品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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