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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提起古代中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外儒内法”，就是明面上用儒家，暗地里用法家。儒家主张用道德来教化人民，而法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来约束人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儒家和法家打得可谓你死我话，都以发扬自己的学说奔走在各诸侯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继续用法家思想治国，并焚书坑儒以巩固思想；到了汉朝，儒家各派开始了争斗导致了法家坐享其成，逐渐的渗透进了儒家，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治国思想——“外儒内法”。之所以会出现儒家的不断内斗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春秋》这本孔子时期的儒学经典。
汉朝时期的儒学主要是以《春秋》作为主要的研究思想。而不同时期对《春秋》的不同理解就造成了汉朝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对《春秋》的注解中主要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本。《公羊传》与《谷梁传》、《左传》之间的不断内斗，导致了法家思想开始逐步地渗透进儒家思想，形成了法律儒家化。
一、儒、法“相杀”本来势如水火，“公羊派”促进了儒、法开始“相爱”
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是“公羊派”儒家指导下的一场法律的改革，按照《公羊传》中“以德化民”的思想，开始了儒家和法家的融合。
（一）、公羊学家思想下的儒学
《公羊传》的作者据说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公元高，他的老师子夏便是孔子的弟子。《公羊传》是一部专门解释《春秋》的经典。
那么，《春秋》为什么需要来解释呢？那是因为孔子在修订《春秋》时，使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而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就是把价值判断隐藏在微小的字眼里。后世要想了解孔子的意图，就要对其进行注解，因此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注解。而《公羊传》就是其中之一。
《公羊传》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是”大一统“，即追求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其次，《公羊传》主张用道德去教化人民，统一社会的道德观念—“以德化民“；最后，《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孔子留给汉朝的治国法典。因此，《公羊传》的儒生便认为汉朝应该用儒家的礼法道德来制定法律，再将之推向全国，统一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稳定统治。
（二）、汉武帝推崇以《公羊传》为主的儒学
汉高祖刘邦建国后，采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与民休养，使人们逐渐从秦国暴政下恢复过来。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实施，大大地削弱了地方的权利，为了便于全国法律的实行，汉武帝开始以公羊学派的儒生董仲舒为主，实行“独尊儒术”，力图通过儒家思想来管理国家。
那么，以《公羊传》为主的儒家治国思想为什么会被人们接受呢？主要是因为秦朝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即以血缘关系来统治诸侯，因此，人们比较看重血缘关系。而秦始皇企图以法治国，使人们摆脱亲情因此遭到了反对。正是如此，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将法律儒家化，将亲情和血缘注入到法律当中，这样既有利于法律的实行，又促进了儒家与法家的融合。
（三）、法家和儒家开始“相爱”
元光元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董仲舒开始了“独尊儒术”的制定和实行。董仲舒不仅提出了以儒治国的思想，还参与制定了法律—《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董仲舒用来审理案件的依据，相比于秦朝的法律，更加注重了对人情的尊重。例如：汉朝法律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一般不会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儒家“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汉朝法律中的“亲亲相隐”也是来自于孔子提倡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父子之间应该相互包庇。这也反应了儒家对亲情的尊重。
汉武帝开启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序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将法家的思想进行儒家化，然后运用在治国思想上，使得全国的法律和文化开始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在《公羊传》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法家开始逐渐从秦末的失利中走出来，隐藏在儒家的背后，来通过法律的儒家化来不断的壮大自己。
二、谷梁派学家兴起，儒家内部开始了鹬蚌相争，儒、法“相爱”趋势未变
西汉后期，随着《谷梁传》的逐渐兴起，儒家陷入了内争，恢复周礼的空想成为了时代的主流。而《左传》加强周礼的思想，令儒生之间的争斗达到了高潮，于是在儒生的支持下，王莽发动了“托古改制”运动，企图恢复周礼，最终导致了西汉的灭亡。
（一）、谷梁学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汉武帝虽然为汉朝的法律添加了儒家的成分，但是公羊家的改革者旨在用道德来教化百姓，还是会夹杂着用刑法来管理。可以看到，汉武帝按照董仲舒的提议实行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和儒学还是有区别的。汉武帝在位时，儒生凭借着汉武帝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大。等到汉武帝去世，儒生便开始攻击汉朝的法律制度，因此就爆发了”盐铁之议“。
盐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地方势力的不断壮大，规定盐铁这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一律实行官营。但是儒家认为盐铁官营是国家在追求利益，容易败坏社会风气，让百姓也变得贪婪。因此，在《公羊传》的儒家和《谷梁传》的儒家对于盐铁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议—”盐铁之议“。
这场会议以公羊学家的胜利告终，盐铁官营被流传下来。对此谷梁派下儒生们非常不满，意欲推翻汉朝。汉昭帝时甚至有儒生上书“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也就是说汉朝应该学习尧舜那样，重新选择一个贤人来治理国家。
（二）、《公羊传》与《谷梁传》开始了鹬蚌相争
汉宣帝时期，公羊家已经成为了政权的隐患，汉宣帝为了稳定皇权的统治，决定扶持《谷梁传》，打压《公羊传》。《谷梁传》和《公羊传》一样，都是对《春秋》的注解。相传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传给了谷梁赤，谷梁赤将其整理成为《谷梁传》。
《谷梁传》中的核心思想是“王者，民之所归往也。”也就是百姓要无条件的服从君王。汉宣帝期望用《谷梁传》中的这种思想来打压公羊家，于是开始大力的扶持谷梁传的传人。
《谷梁传》讲究“以礼为治“，也就是用周礼来治理国家。不同于《公羊传》中的先教化百姓再恢复周礼的观点，《谷梁传》认为只有恢复了周礼，百姓才能够被道德教化。而这种理论就是“托古改制”即推翻汉朝的制度，恢复周礼。这种思想在当时可以说影响很大，已经影响到太子。
汉元帝即位后，深受“托古改制“影响的汉元帝开始大量任用谷梁派儒生，开启了改制运动，但受制于外戚的势力强大，“托古改制”的效果不明显。直到王莽出现，才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托古改制”。
（三）、《左传》加入儒家内斗，并崛起成为儒家主导力量
历史的发展往往都会出现意外，王莽就是一个特例。身为外戚的王莽却是个谷梁派儒家的支持者。在儒生的支持下，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权力，在这过程中《左传》崛起，并逐渐成为儒家主导思想，使得王莽的“托古改制”达到了高潮。
《左传》的作者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因此，儒生认为《左传》可以为恢复周礼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凭借着《左传》对周礼的注解，王莽开始恢复周朝的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导致了各地豪强的纷纷造反，王莽的新朝也被推翻了。这次对周礼的恢复证明了“托古改制”不过是儒生的空想罢了。
三、《公羊传》重新被推崇，法家渔翁得利，儒、法”相爱“终成连理
东汉时期，经过了战争洗礼的儒生们开始重新考虑儒家的治国的思想，逐渐意识到儒家化的法律要远比恢复周礼更加的现实。因此，汉光武帝刘秀重新推崇《公羊传》，用谶纬来压制儒生的意见。在儒家几百年的不断争斗中，法家一直在致力于依靠儒家思想来发展自己，最终形成了法律儒家化。
（一）、《公羊传》重新被推崇
东汉建立后，经过了战争动乱的儒生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儒家这近百年来的过往，发现法律儒家化要远比恢复周礼更容易实现。因此，主张法律儒家化的《公羊传》再次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思想。汉光武帝刘秀就曾经向公羊学家钟兴请教《春秋》的大义，可以说此时的《公羊传》已经重新回到了统治阶层。
（二）、刘秀通过谶纬进一步发展了法家思想，巩固皇权
《公羊传》虽然有利于法律儒家化，但是也会经常批评汉朝的制度。因此刘秀开始用谶纬来对儒家的反对意见进行打压。谶纬是谶语和纬书的合称。谶语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言，而纬书是神话传说。通过谶语和纬书来宣扬帝王是上天的安排。但谶纬本质上是经过统治者改造后的儒学，其目的仍然是为统治者辩护。而且谶纬还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这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当时的人却很相信。
刘秀通过谶纬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统治，但也使得东汉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改变。历史学家吕思勉就曾经指出：中国文化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发生了重大改变。西汉时期还能听到读书人攻击政治的声音，东汉时期这种声音渐渐地就听不到了。这种氛围有利于皇权的统治，东汉朝廷也在这种声音的消失中逐渐的完成了法律的儒家化。
（三）、法家坐收渔翁之利，终成治国之本
东汉时期，儒家化的法律在不断的进行完善，逐渐的开始对亲情实行宽容的政策。比如对那些母子、兄弟之间争着替对方去接受死刑的，可以免掉死罪。这条规定就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因为在儒家眼中，法律的最终目的是教化人民，而不是处罚。统治者开始逐渐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引经注律”。到了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儒吏论》中就曾写到“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此时的东汉王朝不管是官吏还是儒生都已经懂得了儒学和法律。此时的法律儒家化已经逐渐完成，儒法两家已经从斗争融合到了一起。
结语
儒家的不断争斗，带来了儒法两家的最终融合。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之议，王莽的托古改制，儒家进行了无数次的争斗。在这些争斗之中，法家一直在儒家的依托下不断的壮大，最终渔翁得利，重新回到治国思想中。而到了东汉，曾经水火不容的儒法两家渐渐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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