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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正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结概括的结果。
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也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要求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邓小平也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样非常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说，“一定要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斗争的历史，从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他还指出:“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追求社会进步中遇到的种种曲折和苦痛。”“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
我国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就注重学习历史以为鉴戒，此后代代有史官，朝朝皆修史。孔子针对春秋战国之交礼坏乐崩的局面而作《春秋》，据说有着“乱臣贼子惧”的效果。中国第一部传记体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他著此书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此后历代史书，诸如《二十四史》、《通典》、《通志》、《通考》、各朝“纪事本末”等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后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宋朝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目的是帮助“人主”学习历史，提供统治经验。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书成进呈宋神宗，希望皇上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宋神宗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其书名《资治通鉴》。治史、学史并非仅仅为记载历史和知道历史，主要是为了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治国的实践，作为治国借鉴。
正如王夫之所说:“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矣，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可见中国历代政治家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皆重视历史，深知历史“以垂警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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