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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正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结概括的结果。
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也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要求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邓小平也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样非常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说,“一定要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斗争的历史,从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他还指出:“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追求社会进步中遇到的种种曲折和苦痛。”“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
我国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就注重学习历史以为鉴戒,此后代代有史官,朝朝皆修史。孔子针对春秋战国之交礼坏乐崩的局面而作《春秋》,据说有着“乱臣贼子惧”的效果。中国第一部传记体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他著此书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此后历代史书,诸如《二十四史》、《通典》、《通志》、《通考》、各朝“纪事本末”等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后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宋朝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目的是帮助“人主”学习历史,提供统治经验。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书成进呈宋神宗,希望皇上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宋神宗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其书名《资治通鉴》。治史、学史并非仅仅为记载历史和知道历史,主要是为了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治国的实践,作为治国借鉴。
正如王夫之所说:“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矣,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可见中国历代政治家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皆重视历史,深知历史“以垂警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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