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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魏晋到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环境是什么样的，在当时有怎样的影响？
沿着书法发展脉络由五代上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汉末，延续了400多年的帝国轰然倒塌，从此战乱迭起。由于时局混乱，政权也是此家唱罢他登场，为求自保，世族大家中很多或聚族以自保，或氏族联合相保，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统一战线”逐步建立起来，到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这导致门阀世族大家垄断政治，以至于汉代“明经修行”的选拨察举制破坏殆尽，裙带入仕兴盛，很多魏晋士人不齿于此为保持精神的独立放弃入仕，纷纷逃避政治，隐入山林，尚清谈，寻仙问道，老庄之道渐胜，“天地万物皆以天为本”玄学渐渐取代了汉代的儒学，出现魏晋人士特有的气质--魏晋风度。
文人纷纷试图抛弃传统，以求思想解放。书法艺术作为人的内心情感的外延，文章术论的表现形式也在此环境下受到影响，从而使书法艺术上升到散怀抱、恣性情的高度。魏晋时期，大量真书出现，其他书体如行书、草书皆趋于完善，篆、隶、真、行、草汇集在这一时期，为魏晋书法创作的多样性提供了客观条件。此时，书法成了社会上层士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不再是社会底层的职业，而上升到反映个人才情、审美趣味的一门高雅艺术。门阀制度下，让世家子弟有足够的条件去潜心的学习书法。在这种环境里，士人的才情被激发出来，他们的个性得到解放，性情得以散发，士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建构符合自己性情的艺术风格，东晋书法得到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书学700年一脉相承，经盛唐法度的影响，五代书学环境虽受战乱破坏，但受魏晋影响不可谓不深。加之魏晋不入仕、玄学影响与五代士人被迫避世、禅宗文化影响的相似性，造就杨凝式这样一位能够直逼魏晋二王风流的书家是不无道理的。书法发展至唐代，逐步有不工走向成熟，各书体之间开始相互取法，形成了完备的“唐法”体系。隋唐结束了四百多年的纷争，实现了统一，至贞观开元年间国力达到鼎盛，到处体现出雄壮气魄。书风也由魏晋南北朝之际的清劲流美转为豪强壮美。
盛唐统治下，国力强大，社会稳定为书法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太宗的极力推崇。此外唐太宗还极力推崇王羲之书风，尊其为书圣，又花大价钱，购得大王墨迹，命魏征等人甄别真伪优劣。这时期众书家一变唐初的清瘦俊朗，转向更加宏博丰丽的书风。李邕一改王法的清秀，变得刚劲有力；颠张醉素使草书摆脱束缚，变得连绵不断，奔放热烈；贺知章寻求钟张古法，以求章草古韵；楷书至颜鲁公再次出现新的突破，变得更加雍容饱满。
至晚唐，柳公权等书风变得更加硬朗骨感；五代杨凝式兼欧颜二家，上追二王“古法”，书风淡雅消散，有承唐启宋之势。杨凝式书学汲取于欧、颜等人的唐“法”而出新意的。其出规入矩处便是继承前人的精神，而独树一帜处便是自己的创新之处。杨凝式自幼学书于唐代大家处借法，继承唐法的基础上，又窥得二王“古法”的内涵，加上自己的才学，终成一代大家，启宋代“尚意”。一方面，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二王书风独占书坛“盟主”地位，独领风骚数百年，二王笔法确实精伦绝妙，堪为治书法则，后来书家极力“心追手摹”。另一方面唐初太宗将王羲之推至书圣位置，身体力行，极力推崇。再者，自二王以下，笔法“代有传人”，至晚唐五代未绝。
晚唐五代时期应该是有心笔到无心笔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家对有心笔与无心散卓笔皆有掌握能力，只是在不同环境下所用毛笔略有差异罢了。也许杨凝式在书写尺牍时使用有心笔较为便利，例如《韭花帖》。而在寺观中书壁的时候需要蓄墨量大的毛笔时，会选择稍微硬挺无心散卓笔，只是这些书壁作品因寺观毁坏也被湮灭在历史中，我们无迹可寻，心中不禁感慨万分。魏晋时期直到五代，书家偏爱熟纸，这类纸制式大都纵长一尺有余，在23~35厘米之间。故流传下来的魏晋隋唐时期的书作多为“尺牍、手札”，至宋代大幅作品也鲜见。这种纸偏熟，使墨不易渗化，故“下笔处”清晰可辨，用笔有迹可循。作为法书载体，此类制式相同，材质相似的硬熟纸使得二王笔法更能够以更稳定的形式传承下来。
在执笔法的问题上很多前贤都做过一些研究。最终汇总为比较权威也比较容易让大家接受的执笔法总体有两种：一是单苞三指斜执笔法，另一种为双苞五指执笔法。五代时期是三指斜执笔法与双苞五指执笔法并行的。杨凝式不喜尺牍而善作壁书原因有二：一方面，杨性情纵逸，书写时不喜欢被限制在这尺牍的“方寸之间”。另一方面，杨凝式善用“三指斜执笔法”，书壁之时，若五指执笔，须“腕竖、食指、虚掌”，手腕后仰而且僵硬，杨必然不会使用这样不符合人体结构原理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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