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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战国策》第108章的描绘，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今天看来，身高八尺多不是大个子，因为古代的尺比今天短，身高八尺多相当于今天的一米七左右，在古代可以说是标准身材。邹忌是个帅哥，长得光彩照人，颜值比较高。
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问他的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漂亮?”
他的妻子立刻说：“当然是您更漂亮了，徐公哪里能比得上您呢?”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颜值最高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漂亮，又问他的妾：“我同徐公比，究竟谁更漂亮?”
妾也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第二天，有客人来，邹忌和他闲聊时又问他：“我和徐公比，谁更漂亮?”
客人也说：“徐公不如您漂亮。”
又过了一天，徐公来拜访，邹忌仔细地观察他，越看越觉得徐公比自己漂亮；再自己照照镜子，更觉得徐公的颜值比自己高多了。
晚上，邹忌躺在床上琢磨这件事，突然悟到：“我的妻子说我比徐公漂亮，是偏爱我；我的妾说我比徐公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漂亮漂亮，则是有求于我。”
出于偏见和利害的成见肯定蒙蔽真相，颜值高低是小事，这种作风蔓延到政治就可怕了。
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谈了这件事并发表感想：“我十分清楚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他们就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土地，一百二十座城池，宫中的妃子、亲信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这样看来，大王您受蒙蔽很深了！”
齐威王听了说：“好！有道理。”
于是发布命令：“群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受上等奖赏；能够书面劝谏我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受下等奖赏。”
命令发布最初一段时间，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门前庭院内人多得像集市一样，正所谓门庭若市；过了几个月，仍不时地有人进谏；过了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见齐王。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上战胜敌国。
这个故事的信息量太丰富了。
首先，邹忌清楚徐公比自己漂亮，有知人之明，还有自知之明。第二，邹忌能够不受妻妾客人评价的蒙蔽而忘乎所以，头脑清醒，不受人惑。第三，更可贵的是邹忌作为政治家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近取譬，向齐威王借题发挥，启发他治国的同样道理。
威王受到邹忌的启发，发布纳谏令，越是直接地批评他，越是赏赐丰厚，表明他是个从善如流，雷厉风行的合格政治家。
对邹忌的建议采取这种态度，他奖励即墨大夫，惩罚阿城大夫就完全顺理成章、合乎逻辑了。
威王和邹忌的故事，实际上触及到治国理政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如何对待赞扬和批评。如果一个政治家只欣赏拍马屁，不喜欢听批评意见，最终将害国害家害了自己。周厉王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杀害对政治不满的百姓，搞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百姓不敢讲话，路上见了也只能用眼神交流，他还很得意，看！没有人敢批评我了吧！周厉王不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结果呢，政治陷入危机，自己被放逐了。周厉王弥谤留下千古骂名。郑国政治家子产拒绝拆毁国人议论政治的场所——乡校，允许国人针砭时弊，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结果使郑国政治清明国家强大。子产不毁乡校成为千古美谈。
治国理政，如何形成信息通畅、正确反馈的良性系统，而不是信息闭塞、蒙蔽真相的恶性空间，决定着政治的兴衰成败。这一切取决于决策者的修养和胆识。隋唐之际有位叫裴矩的政治家，在隋朝是个有名的拍马屁的佞臣，到了唐朝又成了有名的敢于批评的诤臣。是裴矩的性格从隋到唐发生了逆反吗？不是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分析得有道理：“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记八）
原来根源在皇帝。隋炀帝喜欢拍马屁，裴矩就成了佞臣，他不做佞臣，隋炀帝就可能将他淘汰出局。唐太宗喜欢听不同意见，裴矩就成了诤臣，他不做诤臣唐太宗就可能不待见他。
齐威王接受邹忌的讽谏，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政治作风落实于治国理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令贤臣扬眉吐气，令佞臣无地自容，才有齐国转危为安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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