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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善社”旧址《一把铜勺》雕塑。
合水县陕甘红军纪念馆。
开栏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从即日起，本版推出由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甘肃日报联合开办的专栏《陇原红色遗珍》，寻馆藏、访专家，向读者一一呈现珍贵的红色遗珍；说文物、讲故事，通过物件述说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通过这些红色遗珍和蕴藏在它们背后的故事，我们希冀让沉淀于陇原大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动起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一把铜勺寄深情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陈列着一把铜勺，这把铜勺长21.7厘米，高3.2厘米，口径7.1厘米，这是周恩来长征途经哈达铺时赠送给老郎中畅通的物品。
哈达铺城门桥南侧的“同善社”里，一组栩栩如生的塑像再现了这把铜勺的故事。
1935年9月20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翻越达拉山，到达哈达铺。经过长途跋涉，精疲力竭的战士们终于在哈达铺稍作休息，而周恩来在过草地时患的肝病虽有所好转，但身体依然十分虚弱。
到达哈达铺后，周恩来身边的小战士立即去镇上找大夫为其诊治。不一会儿，小战士带着一位须发花白、背着药箱的老先生回来了。
“首长，这是畅通大夫，他的医术在哈达铺远近闻名。”小战士介绍道。随后，畅通大夫坐在周恩来身边，拉起他的衣袖为他把脉。
“你这是肝病，加上一路劳顿，休息调养不足，营养不良，须好好调理。我给你开几服药，一定要按时服用，平日里也要好好休养，不能再劳累了。”大夫边开药边嘱咐着。
开好药方后，畅通大夫带着小战士去药铺抓药，过了半天光景，小战士端着熬好的药进来了。周恩来喝了两口，突然停下来，若有所思地问小战士：“药钱付了吗？”
“畅通大夫坚决推辞不收，说他们畅氏在这镇上几代行医，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支仁义的军队，这么受民众爱戴，这个药就送给红军先生了。”小战士轻声地回答道。
周恩来眉头紧锁，用责怪的目光盯了小战士一眼。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来到畅氏诊所，拿出医疗费往畅通手里塞。畅通还是坚决不收。无奈之下，周恩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黄色的小铜勺递给畅通：“这把铜勺跟随我多年，您收下吧。虽然不值什么钱，也算是个纪念。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畅通大夫见拗不过周恩来夫妇的诚意，只好收下了。就这样，这把铜勺留在了畅通家。他常常拿着铜勺，跟儿孙们讲述这背后的故事。由于红军的保密制度，老先生一直不知道他给看过病的这位首长是谁。
新中国成立后，有工作人员来寻访红军长征时的足迹，畅家人这才明白，原来那位首长，竟是周恩来总理。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畅通大夫已去世，而这把铜勺却成了畅家的传家宝。哈达铺纪念馆成立后，畅通先生的家人将这把铜勺捐赠给纪念馆陈列。
（本段文字由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赵王林根据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口述编辑整理。）
一枚哨咀游击队印章
1935年三四月间，正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国民党一〇五旅冶成章部的一个营进驻合水县六寸塬，打算在摸清红军情况后，参与“围剿”红军主力。
六寸塬是一个沟壑纵横的小土塬，有很多小山包，形成一道山梁。国民党军驻防此地，极大限制了红军游击作战空间，还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
合水县游击队领导得知这一情况，认为必须将情况摸清并及时报告主力部队。
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合水县游击队一名队员肩上。但怎么才能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让拿着盖有“合水县哨咀游击队”印章路条的游击队员一时犯了难。原来，穿过红军游击区必须要有游击队开具的路条，但是国民党军也在途中设置了封锁线，万一路条被搜出，不但会引起国民党军警觉，而且侦查送信任务也无法完成。
“怎样把路条保护好？”就成了游击队员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他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路条卷起来，缝在贴身的衣物里，这样既可以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查，又可以保护好路条。
他先化装成六寸塬山梁下村庄的村民，利用跟国民党哨兵攀老乡的机会，了解了国民党军驻防部队的兵力、意图等信息。之后，巧妙穿越了国民党军数道封锁线，把重要信息及时送到了红军主力部队，圆满完成了游击队赋予的任务。
合水县哨咀游击队印章后由宁县胡振德老人捐赠甘肃省博物馆。该印章为木质，呈长条形覆斗状，面长9厘米，宽2.3厘米，厚2.5厘米，完整。印面阳刻有“合水县哨咀游击队”八个宋体字，竖排一行，布局严谨而厚重。印章现属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文物。
如今，我们虽然没法详细了解胡振德老人获得印章的经历，但是这一枚印章无疑成为重要的历史印记，见证了当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烽火岁月。
（本段文字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李垚、宁县党史办李晓勇根据《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及当地人口述编辑整理，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历史部提供。）
遗落在甘南的红军“官印”
在陇原大地这片革命沃土上，红色印章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浸染着烈士们的鲜血，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穿越历史，一方印章，因为有了背后的故事，才显得更加精彩动人。
1988年夏天，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电尕乡的麻日村，村民安告家年久失修的土房子突然倒塌，倾斜的屋梁上掉下个羊羔皮小口袋，外面用绳子扎得严严实实。安告十分好奇地解开，里面竟是一枚印章。
此印章木质，圆面，由印面、印台和印柄组成。印面直径10.5厘米，印台高1.8厘米，柄方形（1.5厘米×1.5厘米），长9.7厘米。印面用铅锌腐蚀板精制而成。印面有0.2厘米宽的边沿，边沿内是一圈用两颗红五星隔开的隶书文字：上部文字较小，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字样；下部文字较大，为“财政人民委员”字样。文字圈内又有一细线圈，圈内雕有两束相向扎把的麦穗和稻穗，两穗接头处以小五角星相隔。最中央则是一幅地球图案，上为镰刀斧头。这明显是一方“官印”。几经询问，安告才得知这是红军长征中的遗留之物。
这枚“官印”为什么会出现于一个偏远的藏族小村庄呢？卓尼县钮子村的中国作协会员益希卓玛解开了其中的秘密。
据益希卓玛回忆，1950年，当时她正在北京参加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开办的藏族干部训练班，林老常来班上看望学员，向她讲述了当时红军长征中在甘肃迭部“开仓分粮”的事，林老特别提到由他掌管的“财政人民委员”印章，就遗失在一个藏民村庄中，当时派人返回去寻找，可惜没有找着。
从此，寻找这枚失踪的印章，就成为益希卓玛心中的一件大事。1987年9月，机缘巧合，益希卓玛走访崔古仓时，见到了当年的粮仓看守人巴保之妻。巴保之妻介绍说：“红军到了崔古仓，那晚月光很亮。看着院子里来了这么多官兵，我吓坏了，有个和蔼可亲的戴眼镜的老红军走进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不停地比划，让我不要害怕。这些年轻的兵娃娃们，一个一个饿得面黄肌瘦，身上没有一件完整衣衫，他们站列得整整齐齐，面带微笑静静地看着我。我把他们带到粮仓跟前，老红军给我写了一张字据，随后从皮包里拿出个木头圆坨坨，在上面盖了个红红的大印。盖好后，他就忙着招呼兵娃娃们分粮了。此前杨土司已下命令不要打红军，但看守粮仓任务重大，我又担心日后杨土司会怪罪，就趁着红军长官不注意，偷偷把这个红坨坨揣进了藏袍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红军临走时还在仓内留下了粮款，他们和以前的官兵真的很不一样。”
印章后来到哪里去了？由于年代久远，巴保之妻已经不记得了。直到1988年安告家房梁倒塌，印章才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知晓这枚印章是红军长征中遗留下来的，安告立刻就将印章上缴到电尕乡政府。迭部县文化馆获知消息，马上派人前往了解，经与乡政府、安告本人商定，将这件革命文物收藏在迭部县文化馆，现属国家一级文物。
（本段文字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戴引兄根据《长征星火耀陇原》《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编辑整理，图片由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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