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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苏网讯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诞生了众多红色文艺经典。它们如同一张张泛黄的底片唤起尘封的记忆，让岁月的模样变得清晰，让波澜壮阔的历史更具温度，让每个人在共和国成长之路上找寻到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归属。文艺周刊今日回眸新中国成立70年来诞生的带有江苏印记的四部红色经典作品，陪您一同感受70年峥嵘岁月，重温70年不朽诗篇。
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一笔画尽祖国四季万里江山
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从人民大会堂北门拾级而上，步入宴会厅，迎面开阔的高墙上悬挂着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恢宏磅礴的气势、壮美雄伟的意境和昂扬向上的风貌，让每一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心中一振，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幅高5.65米、宽9米、面积近50平方米的画作是中国画历史上罕见的鸿篇巨制。整幅画面同时出现了祖国不同地貌、不同季节的瑰丽奇观：白雪皑皑的高山大岭、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画面右侧上方一轮红日喷薄东升，照耀着祖国锦绣大地……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这幅作品题句“江山如此多娇”，六个气势恢弘的大字，更为画面增添了震撼古今的气魄。
这幅作品由著名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联袂创作。1959年，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需要一张巨幅山水画，在时任中科院院长、好友郭沫若的推荐下，傅抱石被周恩来总理下令调进北京，与广东画家关山月一同创作这幅关乎国家形象的重要作品。那一年，傅抱石55岁，关山月48岁。
“创作这幅画的过程是艰难的。人民大会堂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对绘画作品有着极高的要求。两位画家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既感到光荣又倍感压力。”傅抱石纪念馆馆长黄戈告诉记者，“两位画家的画风分别属于金陵画派和岭南画派，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互尊互让，各取所长。傅抱石豪迈雄浑的气势与关山月细致柔和的岭南风格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又各具特色，让画面呈现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
傅抱石在《北京作画记》一文中这样描述道：“我们力求在画面上，把关山月的细致柔和的岭南风格，和我的奔放、深厚为一体，而又各具特色，必须画得笔墨淋漓，气势磅礴，绝不能有一点纤弱无力的表现。”
黄戈介绍，在创作中，傅抱石和关山月使用的笔杆有1米多长，如扫帚一般，此外光调色就用了五六个大号搪瓷脸盆。在《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画快要完成之际，周总理前来关心指导，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画面上这个太阳小了点儿，是不是可以再画大些？并要用最好的朱砂上色，才能永葆光辉。两位画家在听取了总理的意见后，夜以继日地动手修改，将画幅扩大，太阳的直径也加大至一米左右。1959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挥毫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这幅现代美术史上的名作终于完成了，并赶在国庆十周年的盛典之前悬挂在新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这幅作品，一笔画尽春夏秋冬、万里江山，是对传统中国画语言的一次创新。在此之前，从未有画家做过如此创新之举。”著名画家高云说，《江山如此多娇》除了富有时代色彩和政治意义外，同时极富学术价值。“这幅典型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虚实结合，近景远景相融，画中展现的山水并不是真实的山水，而是 ‘胸中的山水’，是两位画家对祖国景象的美好认识和完美展现。在此之后，傅抱石先生一直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将毛泽东诗词中那些激动人心的篇章移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也成就了他艺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 王 慧
小说《海岛女民兵》
“海霞”的新生折射中国的新生
小说《海岛女民兵》
“旧社会，在我们小小的同心岛，就有两家渔霸三家渔行，渔民把它们叫作‘两把斧头三把刀’。就在这种世道里，我一生下地，先感到的是饥寒，一开始懂事，先知道的是仇恨……”这是小说《海岛女民兵》中主人公海霞的一段独白。
比祖辈们幸运的是，贫穷渔家女海霞盼来了共产党解放海岛的那一天。在优秀共产党员方书记的领导下，小海霞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迅速成长，成为一名坚毅勇敢的女民兵排长——这正是被誉为“一代军事文学巨匠，中国党史、军史纪实小说第一人”的著名已故作家黎汝清在《海岛女民兵》所讲述的动人故事。
该故事取材于作者在浙江洞头当兵时所了解的当地女子民兵连的英雄事迹。“海霞”的心声，曾唤起亿万工农兵大众的共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句“南京到北京，《海岛女民兵》”道出小说风靡大江南北的盛况。问世逾半个世纪后，新一代的读者仍被女民兵们昂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作者诗意优美的笔触所吸引。
生于山东博兴，先后加入八路军、共产党，亲历淮海、渡江等重要战役，后调入南京军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组（后改为创作室）从事文学创作直至2015年逝世……黎汝清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对“为谁而写作”这一问题的思索。“黎汝清始终把写作当成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他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作家。”接受记者采访时，黎汝清夫人邓德云动情地说。
“创作固然应该写‘生活就是这样’，但也应该写‘生活应该怎样’，这是我的理想主义。”黎汝清曾多次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曾担任黎汝清“悲剧三部曲”（《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责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初认为，恰恰是这种乐观、激情、光明的“理想主义”，让黎汝清的作品突破了时代的局限，能够始终被阅读并唤起读者的感动和共鸣。
在洞头当兵，别人都嫌条件艰苦，他却一直坚守，感染肝炎才离开；采风总是住在百姓家里，为的是真正了解人民生活；身为正军级干部，生活低调朴素，从不允许家人利用身份搞特殊……付如初说黎汝清的创作姿态是“面对稿纸，背对文坛”，追求“书比人活得更久”。邓德云对记者说：“只讲奉献，不计名利，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恒心，黎汝清是做到了。”
从“苦难深重的渔家，你的救星在哪儿？”的血泪呐喊，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处处显威风”的巾帼风采，海霞的新生折射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新生。今天为什么重温《海岛女民兵》？“因为它用鲜活动人的故事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窗口，也对我党最终赢得胜利的深层逻辑做出了揭示。黎汝清和《海岛女民兵》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和未来。”付如初说。记者 冯圆芳
电影《柳堡的故事》
“九九艳阳天”久久传唱
电影《柳堡的故事》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苏中地区民歌《九九艳阳天》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当听到这优美的旋律，人们总会想起经典电影《柳堡的故事》，思绪飞到宝应水乡小镇柳堡。《柳堡的故事》讲述了一段温暖的军旅爱情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驻扎在宝应柳堡，副班长李进与当地少女二妹子产生了纯洁的感情。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搁置儿女情长，投身于革命斗争。几年后，副班长和二妹子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1950年，作家胡石言写出小说《柳堡的故事》，首先发表在《南京文艺》第三期上，后又转载于《新华月刊》。1957年，胡石言和黄宗江将小说编成剧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我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执导，廖有梁、陶玉玲等主演。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军旅爱情题材的影片，《柳堡的故事》以温馨的爱情书写突破了常见的“血与火”的战争题材，极大丰富了战士的形象。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所表达的那份纯洁、克制的真情打动了无数观众，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抹温柔的亮色。影片中，当年23岁的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温柔细腻、清新可人，成为经久不衰的审美典范。如今，还有不少人依然会亲切地称呼这位85岁的表演艺术家为“二妹子”。
《柳堡的故事》来源于作家胡石言真实的战斗经历，他1942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文化教员、报纸编辑、宣教干事，参加过著名的车桥战斗，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苏中、鲁南、淮海等战役。胡石言的夫人、已九旬高龄的余金芬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柳堡的故事》的创作缘起——
1944年，新四军1师3旅7团在扬州宝应练兵驻训，与当地人民建立起鱼水深情。有一天，某连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向时任团部《战斗报》编辑的胡石言讲述了他的秘密：房东家的女儿、长辫子的二妹子给战士们洗衣服时，两次在他的口袋里塞入小纸条，写着“你真好”。徐金成获悉了姑娘的小心思，两个年轻人萌发了感情。徐金成教二妹子认字，给她讲革命的道理。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奉命开赴前线，“副班长”告别了“二妹子”。可惜的是，第二年9月，徐金成在宜兴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余金芬老人说，胡石言始终忘不了这段在战火硝烟中萌芽却没有开花的爱情， “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者牺牲生命，却不知道许多革命者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更困难”，这是他创作《柳堡的故事》的初衷。直到2002年去世前，胡石言曾几次托人到宝应寻找那位“长辫子二妹子”，可惜都未能如愿。
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柳堡的故事》的热映，柳堡女子基干民兵班正式创建，2014年扩编为“柳堡二妹子”民兵连。“战争年代，柳堡很多女民兵身上都有‘二妹子’的影子！”现任连长施海燕说。半个多世纪来，一代又一代的“二妹子”用爱国之心和拥军之情续写着新“柳堡的故事”，“九九艳阳天”仍在久久传唱。记者 于 锋
京剧《沙家浜》
汪曾祺的“小”创意
京剧《沙家浜》
到江苏常熟旅游，很多人都会去沙家浜风景区，不仅因为这个位于沙家浜镇的国家5A级景区芦荡婆娑、风光宜人，更因为“沙家浜”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
“沙家浜”的闻名无疑源自当年红透大江南北的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京剧《沙家浜》和江苏不仅有地域上的关联，而且它的主要创作者是一位出生江苏高邮的文化名家。1963年，沪剧《芦荡火种》被北京京剧团改编为《沙家浜》，主要执笔和统稿者正是当时在剧团担任主创的汪曾祺。
1951年出生的汪朗是汪曾祺的长子，在父亲改编创作《沙家浜》时，他正读小学五六年级。现在，年近古稀的他，对于《沙家浜》的创作故事，特别是父亲的一些创意至今仍记忆犹新。
汪朗回忆，京剧剧本最初名字叫《地下联络员》，后来以《芦荡火种》的名义参加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后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其中就包括将剧名改作《沙家浜》。
提到《沙家浜》，人们最先会想到著名的《智斗》选段。汪朗说，原本沪剧《芦荡火种》里，这一段只有刁德一与阿庆嫂两人的对唱。后来为了避免“胡团长”胡传魁因“没戏”陷入尴尬，汪曾祺“受命”为胡传魁增添唱段，这才有了今天的《智斗》。
《智斗》中的一段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也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汪朗告诉记者，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十字一句，行话叫“二二三”或者“三三四”，可汪曾祺却要用五言，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当时负责唱腔设计的是马连良的琴师李慕良，他觉得五个字不好安腔。爸爸就跟他说，自己曾经设计过一出戏，唱腔就是五言的，让他再试试。不过，爸爸也写了一段七言的唱词以备替换。最后，李慕良先生还是把这段五言唱词的音乐设计出来了，而且很有特色。”
另一段汪曾祺颇为中意的唱段是《授计》。《授计》中阿庆嫂有一句词“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一般京剧中很少有这种抒情式唱词，后面连唱三个“怎么办”，层层递进，也是他的创造。
汪朗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父亲创作完一大段几千字的唱词后交给打字员，结果台本被弄丢了。众人万分焦急之际，汪曾祺却很淡定，表示要是实在找不到了就重写一遍。“因为剧本基本都是父亲创作的，所以他写的每一个场次当时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那时他40多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记忆力也好。”汪朗说。几十年后，汪朗和两个妹妹将对父亲的回忆凝结成《老头儿汪曾祺》一书，其中也包括了汪曾祺创作《沙家浜》的主要经历。记者 徐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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