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 极权体制的目标之一是剥夺个人的一切，让个人成为体制的螺丝钉，成为墙上的一块砖。凡是抵抗这个过程的行为就是在争取自由。 当体制剥夺了陆焉识的工作、家庭甚至照片上的身影，他依然试图在保留一样东西——人性。当体制让冯婉喻失去了身体、家庭乃至记忆，她仍然守住了一样东西——人性。或许有人说，这不算是多大的成就。但我却觉得，这已经是至高的成就。他们无力改变国家，却没有以此为借口堕向犬儒苟且，而是守住了自己心灵的疆域，用自己这个鸡蛋去对抗体制的石头。因为这种成就，陆焉识和冯婉喻足以被视为我们时代的英雄。 陆焉识的自由 越狱的陆焉识蓬头垢面，油黑的棉袄几乎要裂成碎片，但当他躲开看守，跳过墙头，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其果敢聪敏与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无异。整部电影中，陆焉识不断向观众展示着，如何在一个不自由的年代，做一个自由的人。 车站天桥下，陆焉识知道冯婉喻就在附近，再也无法忍受思念的煎熬，在车站中央大喊：“冯婉喻！冯婉喻！”的确，那声音中透着恐惧与焦虑，但其中更多的，却是无法遏止的渴望——对妻子、对生活、对生命。那大喊，是属于陆焉识的自由宣言。那一刻，他不是站在北方城市污秽嘈杂的车站，而是站在天地之间，向着神圣的事物宣告：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在戈壁滩上的劳改农场，拉车的母马生下了马驹，马驹在开花的原野上跌跌撞撞地走路了。这一刻，陆焉识感受到戈壁的春天来了。享受春天，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只有精神贵族才能体验。在享受春天那一刻，陆焉识与反右及文革不再有关，甚至与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也不再有关，他与自然或是更高的存在者有了连接。他沉重的肉身在现实中无法自由，但他的心灵在自由中舒适地漂流。 因为这种自由，陆焉识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气质。从西北归来，他有喜悦，但没有狂喜，因为他本来就是自由的。他的自由，不需要“组织”的一张纸片来归还或者确认。妻子得病，他有痛苦，却没有绝望，因为他知道人生本来就充满了不幸。 他心中的平安，不建立于生活的顺遂。对于体制内的游戏，他已看穿并且厌倦。当干部问他是否回原单位上班，他心不在焉地说：“再说吧。” 冯婉喻的自由 冯婉喻看似安静、驯服，却也是一个坚韧的自由捍卫者。她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平静地面对暴政。她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条优美的大马林鱼，皮肉被鲨鱼掠食一空，却还有一具洁白的骨架。 面对气势汹汹的艺术团领导，冯婉喻不再争辩，因为她知道争辩无用。但她始终没有承诺不见出逃的陆焉识。因为在这个以谎言为基础的社会里，她依旧不想撒谎。她还遵守着自己的道德律。当抓捕的人来到家中，冯婉喻毫无怯意地质问：“你们把陆焉识怎么了？你们做了什么才让他想要逃跑？”她是个合格的政治犯家人，她的关切胜过了恐惧。当她为逃亡的陆焉识做馒头，那身躯焕发着活力。仿佛每一下揉搓，都是充满意义的仪式。丹丹不让她去。她平静又笃定地说：“这次，要考虑你爸！”女儿的利益没有成为她丧失人性的借口。 然而最终，冯婉喻还是被体制压在轮下。她丧失记忆，却独抓住了记忆中的一个碎片——陆焉识会回来。这个仅存的碎片，是冯婉喻归来的唯一一丝希望。凭借这丝希望，冯婉喻每月五号都去车站迎接丈夫。凭借这丝希望，陆焉识弹琴读信，试图唤起记忆。凭借这丝希望，冯婉喻在与体制的对抗中，近乎被消灭，但没有被击败。凭借这丝希望，观众才可以等待并期盼人性的归来。 爱情/亲情与自由 如果阅读小说《陆犯焉识》，很容易理解作品的主题，因为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 观看改编后的电影，根据上面的描述，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展现并赞美自由的故事。导演李安也说：“我觉得是突出了人的压抑跟自由这个观念”。或许有人看到了一个爱情故事，或是亲情故事，这两者都肯定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电影的重点不在于歌颂爱情或者亲情。 但这种爱情/亲情至上的观点，却似乎有一些市场。典型的表述是本片制片人张昭的话：“没人能摆脱从自身经历、父母和祖父母那继承来的东西。那么你该如何对待历史？你、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如何在历史中幸存？”答案是“亲情”。有了亲情，“不论在什么样的物质贫困、政治灾难和自然灾害中，你都能挺过来，你能战胜一切。这是导演想表达的”。“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当然会不停地要抗击各种灾难———自然灾害、人为灾难，什么都有，”张昭说，“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未停止过抗争。”“与20年前、30年前或40年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电影试图表明的是，不论发生什么灾难，物质贫困、政治灾难还是自然灾害，”亲情对于生存都至关重要。“一切都是能挺过来的，这是导演想说的东西，”他说。（） 我承认他所总结的这个中心思想适用于很多中国的灾难电影，比如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但这样去理解《归来》，显然是买椟还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故事中，爱情和亲情是自由的果实，而非相反。 爱——无论是两性之爱还是亲情之爱——都像是血液流动。这流动既简单，也困难。简单在于，它不需要人去用力，甚至不需要人去察觉，它自然而然就在我们体内发生了。它的困难在于：它需要生命。没有生命，血液无法流动。如果把爱比作血液流动，那自由就是生命。 陆焉识爱冯婉喻，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没有在劳改中丧失人性，没有因仇恨和苦难而心中充满苦毒。冯婉喻爱陆焉识，因为她也是一个自由的人，她不愿撒谎，不愿和一个好人划清界限。虽然外部的环境为他们设下了强大的障碍，虽然他们有太多理由放弃自由，但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对自由的坚守，他们的相爱才得以可能。 没有自由的爱情或亲情，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很难称得上是爱情或亲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一位网友评论说：“电影拼命的弱化时代背景和小说里原有的『冲突』情节，企图将它改写成一个纯爱柏拉图故事，我想编剧和导演根本就没搞清楚，这个故事的曲折之处，传奇之处，不同寻常之处，正在于那个特殊年代里，某个魔鬼制造的种种障碍，令二人的感情发展一波三折，终以悲剧结束。回避了这一点，这个故事就完全平淡无奇了，其结果就是不伦不类，文艺剧情都想靠，两边却都没靠住，终成一个平淡乏味略显生硬的平庸之作。”（） 《归来》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将自由置于爱情与亲情之上。这不但让整个电影气血畅通，也让很少关注自由议题的中国电影多了一些活人的气息。 记忆与自由 记忆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记忆的失去，几乎等同于失去自我。自我一旦失去，遑论自由。因此冯婉喻失去记忆，不能辨识（焉识），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委婉隐喻（婉喻）。 控制人的记忆，这是极权统治者必备的政治技巧。《1984》中有真理部负责改写过去的报纸，其理念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世界尽头的人没有记忆，记忆被存放在图书馆的独角兽头骨中，所以居民从来没有想过要世界尽头的外面是什么。甚至《飞越疯人院》里的精神病院也会控制人的记忆，他们通过电击治疗把本来头脑清醒的麦克墨菲变成了傻子。如果他不变成傻子，怎么会老实地在疯人院待下去呢？ 其实，我们整个民族都陷入了失忆，像是感染了失眠症的马孔多。冯婉喻至少还记得去等待，我们甚至连等待也已忘记，以为我们已经“走进新时代”。如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所说：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的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恐怕比冯婉喻更需要记忆的归来。 那么记忆如何才能归来？电影中，冯婉喻最接近归来的一次，是听到陆焉识的琴声之时。一曲《渔光曲》，差一点就唤醒了她的记忆。之后，陆焉识持续地为冯婉喻读信，也让她得到了真实的安慰。音乐、文字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便是唤回记忆的最好方式。艺术的本质是自由。如果不自由让人失忆，那么自由会让记忆恢复。 从这个角度讲，《归来》这部电影本身，为了观众记忆的归来，也做出了真诚的努力。这是艺术唤醒记忆的又一个例子。 我们如何争取自由 今天，体制给每个人很多压力与诱惑。有多少人畏惧体制的惩罚而说过违心的话，有多少人为了体制的奖励而做过违心的事？我自己曾说过，也做过。恐怕你也如此。是的，我们的内心已然出现恐惧和担忧，我们已然是犬儒主义者，已然不自由。 我想说，无论你或我决定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走多远，我们的第一步一定是恢复天性，恢复生命的活力，并用这自由的生命，去爱，去说，去做。如果我们无力改变世界（其实是有的），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这是无权力者的权力。这不是对自由最激烈的追求，而是最基础的功课。 在这条追求自由的路上，有陆焉识和冯婉喻这个两个虚构却如此真切的人物，做我们的英雄。或许他们会引用北岛的诗以自谦：“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影片结尾，编剧没有给出廉价的大团圆结局，陆焉识和冯婉喻依旧在车站等待。随着他们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观众越来越体会到这等待的质地和重量。是的，他们等待的并非其他，而是电影屏幕前的我们，他们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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