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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迪伦马特作品改编的戏剧《蝴蝶变形记》，被导演孟京辉搬上北京的舞台。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迪伦马特侦探小说集》作者：（瑞士）迪伦马特 译者：韩瑞祥等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抛锚》作者：（瑞士）迪伦马特 译者：郭金荣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在1950至1958年间，迪伦马特写下了大量的侦探小说。这段时期，也是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巅峰期。所以，这些侦探小说可以视为迪伦马特对自身思想的补充。因为这些故事实在是太古怪了。它们又闷又冷，需要读者耐着性子去啃读。传统侦探小说的迷幻戏法和皈依现场都不会出现在迪伦马特的笔下。迪伦马特的侦探们走入了另一种空间：更加黑暗、压抑的集体心理，并最终针对“罪与罚”这个终极问题给出自己的拷问。
老鼠民族与大象的幻想
试想一个这样的场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只老鼠咬死了另外一只老鼠。那么，你看到的事件本质是什么，是一场蓄意的谋杀，无差别杀人，恩怨的清算，还是某种维持大自然运行的天道法则？从现场来看，倒在地上的老鼠遗体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线索，那就是一只开膛破肚的死老鼠，和死于老鼠药与地洞的其他尸体没有区别。你看着那个活下来的，满嘴同胞血肉的老鼠，明白自己口中那更高级的人类语言无法和老鼠们交流。于是你想，哦，算了吧，不过是两只老鼠的撕咬罢了。但你转身离去的时候，发现周围的暗巷角落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最恐怖的是，当你要逃离这个地方，经过大街上某个橱窗的时候，你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发现自己的样貌其实也是一只老鼠，或者说，鼠人。
这是迪伦马特侦探小说里的工作氛围，以及那些自以为有能力捍卫司法与道德体系的小人物的处境。
“一只老鼠，当它独自待着时，它只会当自己是老鼠。一旦它知道自己身处百万只老鼠中间，就会觉得自己是只猫，而身处亿万只老鼠中间，它就会把自己当成大象。最危险的是五千万只老鼠民族（五千万是一个数量级）。老鼠民族虽然都认为自己是猫，但它们更乐意当大象。这种过度的自大狂不仅对直接相关的老鼠们是危险的，而且对整个老鼠世界都是危险的”。《司法》中的施派特先生如此形容一位热爱交响乐——最危险的音乐体裁的作家。这种自大的情绪会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的德国与它的盟友们。迪伦马特所在的瑞士虽然保持着特殊的中立国身份，但身处德语区的他必然对这个国家人民的情绪深有感触，就像伯恩哈德毫不留情地把抨击辱骂浇在奥地利人头上一样，迪伦马特也以非类型化的侦探小说探索着卡夫卡的反面。卡夫卡笔下的人近乎绝望地毫无选择。迪伦马特则让我们意识到，选择有时能创造出更可怕的氛围。
人可以不带价值判断地阅读小说，但人不太可能用不带价值判断的方式去阅读历史。今天我们在阅读任何关于20世纪的历史时，我们的姿态也就像是一个法官，阅读不同知识分子写的诉讼状或辩护词，查找隐藏在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与极权社会中的线索，寻觅真凶，给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审视是必要的。但我们有时会忽略掉证人、陪审团还有法庭上的听众，仿佛整场审判和评价一部电影的流程也差不多。在迪伦马特的一些侦探小说中，我们也会发现，在罪案现场，证人总是以各种方式缺席。例如在《司法》里，柯勒教授的犯罪过程再明显不过了，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餐厅，朝着被害者开枪，然后钻进轿车离去。后来到了警察局，他也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看上去这根本构不成一个侦探小说，既没有凶手身份的悬疑也没有复杂的手法。然而在“正义秩序”的审判里，还是有两处残缺，一个是没有找到凶器（的确是一把枪，但杀人的教授拒绝告诉警察那把枪去了哪里），另外则是杀人动机，对此凶手也一词不提。所以原本清楚的犯罪过程反而变成了一个谜：他为什么杀人？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冲动？在餐厅案发的当时，坐着几十位证人，但他们对此也毫无帮助。身处历史现场，他们目击了发生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证人缺席的另一种意味，则在小说《承诺——侦探小说的安魂曲》中表现出来。探长马泰依接到报案，有个小女孩在村子中被杀害。他们只是根据现场调查，抓获了一名嫌疑人。而在村民眼中，无需证明与审判，那个嫌疑人肯定是最终的犯人。“我们要的就是公道”，这便是他们的宣言。马泰依在愤慨的人群前只能稍作诱导，他让案发现场的当地村民来录口供，并且表示如果证据证明小贩就是嫌疑人，他就会把这个凶手交给当地村民处置。结果，在审判的过程中，所谓在场的证人却记忆模糊，经过车辆的颜色、车型、路上有没有其他人都记不清楚。
迪伦马特的侦探们都是在这种不可能条件下展开自己的工作。他们不会找到自己的证人，哪怕是阿加莎小说中那种巧言令色、满嘴谎言的证人也没有，与其说那些在场的人别有用心，倒不如说他们是彻底的愚笨或罪行的细菌培养皿。在罪恶发生之前，他们对于环境的变化没有丝毫感受，在罪恶发生之后，他们需要的也只是对某个特定凶手的惩罚。
“要是他们有警觉的话，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可是他们无忧无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料到还会发生这样的犯罪”。迪伦马特小说中的探长独白，似乎正是对着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这些国家喊出的。
是否需要一个“超人”侦探
那么，如果陪审罪恶的听众们本身是愚昧的，犯人在世界上消匿无踪，伸张正义成为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我们又是否需要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探长，用尼采哲学中所谓的“超人意志”，凌驾于庸人之上，用强硬手段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呢？对解决罪案来说，这貌似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也在许多硬汉派小说中见过这种侦探，比如达希尔·哈米特的斯内德或钱德勒的马洛。借鉴哲学家的说法，侦探小说的终极任务就是让混乱的因果链回到现实秩序中。而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里，我们能感到他对此的强烈质疑。迪伦马特小说的侦探主角，几乎都有这么几种特征：衰老、临近退休、本身便没有强烈的生命力。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涉足案件时维持自身的纯洁性，而不是像齐泽克所描绘的硬汉侦探那样，“越是干预这个世界，就越是以邪恶的方式卷入这个世界”。
“超人意志”是可怕的。再次阅读《承诺——侦探小说的安魂曲》，便更加能感受到迪伦马特所设置的矛盾。马泰依在别人的回忆中出现，他在那时候还是个年轻有野心的探长——主角中为数不多的例外。因此他寻找正义裁决的过程要比其他人更冒险，我们会质疑他究竟是在追捕真凶还是在犯罪。在故事里，因为那个杀害小女孩的凶手迟迟没有被抓到，马泰依便使用了“诱饵”，将另一个无辜的小女孩骗到了案发地点，重现上一个案件的情景，期待着凶手再次下手，然后马泰依自己就能从后面跳出来，给予其最后裁决。他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耐心等待着……
我们可以说马泰依是在村庄和警察局中唯一的清醒人，尤其在别人都不相信还能找到真凶，查明真相的情况下，看惯了凶杀的医生对马泰依发出了劝诫——“你努力做的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没有杀人”，但他还是像条斗牛犬一样死死咬住自己的信念。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个给法庭看守大门的冷血动物。被他收留的母女二人误以为马泰依是真心照顾自己（他也是这么承诺的），而最后却发现不过是马泰依破案的钓饵的时候，他毁掉了两个善良人的心灵，让她们不再相信世界。
所以，迪伦马特才会给这部小说加上了那个副标题——“侦探小说的安魂曲”。这倒是他想用戏剧性的表现去真正摧毁的东西。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侦探吗？我们真的有能力去审判曾经发生过的罪恶并伸张正义吗？在荒诞的背后，迪伦马特小说给出的看法是悲观的。侦探们倒是往往被黑暗的漩涡反噬进去。在他的第一部侦探作品《法官与他的刽子手》里，侦探和嫌疑人互相把对方推向绝望的境地。在与二战集中营有关的《嫌疑》中，那个暮年侦探的失败就更加明显。他无力对眼前那个曾在集中营进行活体手术的医生进行审判，在谈话中他意识到这真正的凶手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凡是在德国曾经发生的，只要一出现某些条件，便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是例外”。接着，他只能躺在病床上闭上双眼，让这个医生消失在和平宁静、没有战犯的瑞士。
迪伦马特在侦探小说里是期待着我们能够去审判一些东西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种能凭借着一个人的意志来支配并改变世界的“超人”欲望，这也包括侦探们自己。这种意志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探长无力抓捕《嫌疑》中的纳粹医生，正是因为在纳粹医生的自白中，他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给犹太人带去最后希望的救世主——若是留在集中营内做劳役，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若是自愿参与活体手术，他们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当我置身于令人软弱的任何人类法规之外时，我便会获得自由，我变成了某个瞬间……从我的手术刀下的颤抖不已、软弱无力的白色皮肉上，映衬出的只有我的胜利与我的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在这种意志的映衬下，那衰老的探长和司法的空架子一样，成为令人怀疑的对象。这个世界的道德依靠罪与罚的逻辑来维持，但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中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错位对应，“罚”降临在个人身上，而“罪”散落在周围的集体当中，探长，施虐者，甚至被害者与死者都成了它的一部分。若是以戏剧形式表现出来的话，它就是荒诞的：例如，被害者发现是自己杀掉了自己；凶手发现自己是个崇高的刽子手，等等。若深入其思想，我们便能从荒诞中理解到迪伦马特对社会的绝望。
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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