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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对《牧马人》的关注，很好奇朱时茂的演艺之路，追根溯源，朱时茂第一部参演的电影是《西沙儿女》。
这部影片配置的创作队伍非常的强悍，可以说是集那个年代精英创作人才的一时之选。
电影的原著浩然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鸿篇巨制，展现了北方农村的一幅广阔的人间风情画与世俗风俗图，而《西沙儿女》则是浩然将他的如橼之笔，聚焦中国海南之南的那一片海，打造的一部抵御入侵之敌的爱国主义雄浑的颂歌。
影片的编剧杨啸，在这之前刚刚编写过《红雨》，影片由导演过《小兵张嘎》的崔嵬导演，虽然影片在影像上未能超过他创作鼎盛时期拍摄的《小兵张嘎》，但整个电影饱含着浓郁的激情，电影里展现的河南地区的巍峨奇崛的山峦，令人想到最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应物兄》对这同一地貌的文学再现。
因为杨啸编写剧本成功的前例，而当时浩然忙于小说写作，北影厂便邀请杨啸改编浩然的原著《西沙儿女》。
浩然原著的丰富的细节与丰润的情感，给杨啸编剧的剧本奠定了充足的底气与足够的底蕴。而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则是北影的著名导演水华。
但是水华拍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进度太慢，精雕细刻，虽然能够打造精品，但也带来了电影周期太长的弊端。之前他执导的电影《革命家庭》拍了两年才拍完，对一些重点场景，他是反复推敲，不到自己满意不停止修改。
这也是导致《西沙儿女》最终没有及时拍完的原因之一。1976年2月份，剧组就在海南的铁炉湾拍摄海战大戏，当然，电影镜头里出列的舰船是由模型担纲主演的，但是，让模型出没在真正的海面上进行拍摄，这还是第一次，这也是《西沙儿女》追求还原真实影像的一次别出心裁的做法。
可见水华一丝不苟的个性像他之前的电影一样，保证了电影的质量，但却影响了电影的进度。
回顾水华导演的电影，拍摄于1960年的《革命家庭》，个人感到，这是水华导演生涯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的可贵之处，是把时代推向了背景，而着重表现了这一大背景下的个人的命运，而这个命运，是通过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来表现的。
小编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八十年代电影里，再也没有兴致表现家庭的亲情，而包含着这种亲情羽翼之下的父亲形象，在中国电影中地位也一落千丈，“父亲”被中国电影打造成一个“怜父”的类型。
直到2019年，中国父亲形象才在以《银河补习班》为标志的电影中，重新屹立起来高大上的伟岸身影，紧跟着在《哪吒》《我和我的祖国》里，我们都看到了勇于担当、富于温情的父亲新光环。
而在1960年拍摄的《革命家庭》里，我们却发现电影中完美地塑造出一个给予孩子以精神滋养与亲情关爱的父亲形象，可以说，影片里对父亲的形象塑造，是中国电影中最登峰造极的一个创作典范。
影片里的孩子对父亲充满着盼望与期待，这也是一个好父亲的最好标识。然后，影片里表现了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独特的脉脉深情，尤其是当父亲回来之后，孩子像小鸟依人一样，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电影里把这种普通中国人都体验过的亲情关系，表现得相当的动人与淋漓。
这样，影片里的一个革命者家庭的三个孩子，就像三块宝，在影片里被凸显在重要位置，成为电影里的耀眼的光晕。
在表现革命题材的电影里，很少有《革命家庭》这样，把一个纯粹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打造得如此的水乳交融与浓情蜜意。
这样，《革命家庭》里的孩子，也就成了电影里的主角。
而在这三个孩子中，最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角色是其中女儿小莲的扮演者。
影片里有一幕动人的父女见面的场景。影片里的父亲是由孙道临扮演的，当他持重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向孩子们展现的是他身为父亲的慈爱的强劲力道，同时还用他的温文尔雅的气质，给孩子们以一种坚强的力量支撑。这才是父亲由内到外的精神光泽的全部精华，所以，《革命家庭》里由孙道临扮演的父亲，代表了一个父亲身份的最高典范。
当父亲回到家里，女儿便扑到父亲的怀里，之后一直依偎在父亲的胸前，充满着幸福感地享受着父亲的爱抚，同时，她把她的幸福的回应，通过她的双眸，停顿在父亲的一笑一颦上。
这个场面太温馨，也太美好了。
小莲的扮演者名叫刘桂龄，之后并没有见到她继续出演过电影。
那么，刘桂龄有着什么样的来历与日后人生历程呢？
在宋路霞所著的《细说刘秉璋》一书中，意外地看到了刘桂龄的不凡的来历，以及她日后的发展路径。
从这本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刘桂龄身世不凡，是一个名扬海内外的晚清百年大家族中的晚生后辈。
刘桂龄曾祖刘秉璋，与李鸿章同属晚清淮系洋务集团，刘家与李家有着密切的私交，也建立了复杂的姻亲关系。
如此看来，刘桂龄如果经过密如蛛网的家族世系图谱弯弯曲曲地爬梳的话，能够与张爱玲也能联上亲戚的关系。
刘秉璋身任浙江巡抚之时，曾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三战三捷，大振国威，为国家金瓯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刘秉璋的五个儿子中，第四子刘晦之最负盛名，他曾经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而刘桂龄则是刘晦子的孙女。
刘桂龄的父母是美国留学生，原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工作，后来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较高，1957年被聘用到解放军外语学院任英语教师。刘桂龄也随着父亲，来到了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主修钢琴。
1960年，水华拍摄《革命家庭》时，寻找剧中合适的扮演者，影片中的小莲的角色形象，还是一个青春少女，所以寻找的主要范围，是瞄准这一年龄层次的学生群体。
吕大渝
据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吕大渝回忆，她当年在学校里，也参加了这一角色的竞选，当时，哥哥的扮演者张亮已经确定，剧组人员让她与张亮站到一起，个子高挑的吕大渝，与张亮相比显得太过高大，难以给人一种妹妹的感觉，最终无奈地被淘汰了。
胡友松
而李宗仁的夫人胡友松在回忆录中说，她也曾是剧组里确定的这一角色的选择目标。如果胡友松能够参拍这部电影的话，那么，她的一生可能会发生彻底的逆转，后来她在27岁的年龄上，嫁给大她四十八岁的李宗仁的奇异的婚配，可能就会走向另一种可能。
但不巧的是，已经从事护士工作的胡友松却身患阑尾炎，手术之后，又引起肠黏连，躺卧病床三个月，剧组等不及了，于是刘桂龄成功入选。
当时胡友松二十岁左右，她的瘦长的脸型，比较接近于扮演母亲角色的于蓝的外貌，实际上，这个年龄，对于影片里的角色来说，有一点偏大了，而十五岁的刘桂龄更符合影片里的小莲那种还在父母怀中绕膝承欢的人设。
当然，我们也看到，后期小莲担负的更为成人化的表演要求，则显现出刘桂龄的表演有一点过度的稚嫩了。
因此，从最初定下的胡友松到最后出演的刘桂龄，显现出电影里的人物设定的一个截然相反的选择取向。胡友松外表过分成人化，如果由她来扮演的话，那么，孙道临扮演的父亲在影片里亲昵地捧着女儿的双颊传递着父亲爱抚的场景，未免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
而十五岁的刘桂龄，却把小女儿的这种纯真天然的情态表现得恰到好处。
而且有意思的是，刘桂龄长着一副银盘大脸，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审美倾向，后来的杨丽坤直到李秀明，都是这种圆盘脸型。有着这张大脸的刘桂龄在《革命家庭》中，时面具有孩子气的娃娃脸的特征，时而又带有成人化成熟的倾向，尤其是她与哥哥结伴走在上海南京路上的镜头，显得尤其成熟，凸显出浓烈的青春风貌。
可以说，刘桂龄在《革命家庭》中扮演的小莲是影片里相当耀眼的一个角色，虽然没有像哥哥那样，发挥着推进情节的核心作用，但也给电影增添了亲情的暖意，发散着温馨动人的温情气息。
只是后来刘桂龄再也没有参与过电影拍摄，那么，她后来哪里去了呢？
中学毕业后，她成绩优异，直接升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她又随调回上海的父母，转学到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来到普陀区一所中学当音乐教师。
“文革”结束后，她重新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老师，教书育人，一直到退休，桃李也算满天下。
左为刘桂龄
在《革命家庭》中扮演哥哥的张亮在影片里，年龄变化也较大，从开始时的懵懂少年，到最后的慷慨赴死的革命者，角色形象反差强烈，但张亮却较好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嬗变，在影片里留下了一个帅气、朝气的帅哥形象。
张亮的父亲也有不凡的身世。其父名叫张今铎，曾经在黄埔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后来又追随周恩来来到延安抗大任教。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委员。
张亮出生于1935年，曾经在《宋景诗》中扮演夏七，《上甘岭》中扮演通讯员杨德才，《林家铺子》中扮演寿生，拍摄《革命家庭》时，正值25岁，以他的阳刚的气质，展现出了那个时代与今天小鲜肉截然相反的男性审美风范。
文革中，因《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的牵累，张亮下放到青海话剧团，1978年调山东话剧团，担任演员。1980年在上影厂的《喜盈门》中扮演仁文，此时他已经45岁，扮演的是一个憨厚、朴实的中年人的形象。回头来看，他在《革命家庭》里以青春勃发的形象留下了他演艺生涯中的巅峰性作品。
而影片里扮演最小的弟弟的石小满当时只有五岁，在影片里还是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但他倒成了影片里兄妹三人扮演者中一直活跃在影视圈里的演员，日后他主演的《小铃铛》声名远播。我们也经常可以在电视剧中看到他的身影，如《大宅门》中扮演的人贩子。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演员石羽，曾经在《小城之春》中扮演男主角，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无疑给石小满参拍《革命家庭》提供了便利。
从导演水华拍摄的电影来看，《革命家庭》是他导演的影片中最具温情的一部。
有意思的是，在水华文革前拍摄的电影中，几乎没有一部电影是以爱情为主线的，但水华却能够在电影中以含蓄的视觉镜头，表现出人物的那种情深深、意蒙蒙的感应情态，这种表现手法与能力，相信水华也能够给予电影《西沙儿女》中由李秀明、朱时茂扮演的情侣角色之间的那种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由青梅竹马生发出来的恋情主旋蒙上和谐、温馨、柔美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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