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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上海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
11月4日至12月4日，“跨越时空的对话——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文创文献展”在上海思南书局开展。11月23日，“老三联”后人捐赠仪式也在思南书局举行。
“老三联”是对曾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工作过的出版前辈的统称。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表示，韬奋纪念馆的建立就来自于“老三联”胡愈之、徐伯昕、邵公文及范长江、沈粹缜等前辈的积极呼吁和尽心操办。筹委会及办公室人员里就有金仲华、汤季宏、方学武等“老三联”，参加筹备工作的第一任馆长毕云程和后任副馆长袁信之都是“老三联”。
袁信之致方学武信（1995年8月18日）
“可以说，没有‘老三联’，也就没有韬奋纪念馆。”赵书雷提及，在纪念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老三联”的支持，并不断得到“老三联”的捐赠，如徐伯昕捐赠了“生活周刊实销十五万五仟份证书”“生活书店被摧残经过”等生活书店历史档案；戈宝权捐赠了韬奋致戈公振先生信七封及《新生》周刊致戈公振信等；吉少甫捐赠了600多册书籍杂志；王仿子捐赠了生活书店吸墨书签、《门市工作七十二条》等。
“曹辛之、曹健飞、刘大明、石全安、董顺华、范用……许多老三联都将珍藏捐赠韬奋纪念馆。”赵书雷说，“近年来， ‘老三联’陆续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后人继承了他们的遗志，继续关心关注着纪念馆的发展，纷纷将记录着父辈足迹的老照片、手稿、档案资料等史料陆续捐赠我馆。”
在捐赠活动现场，韬奋基金会的首届理事吉少甫的子女捐赠了《上海出版工作》1957年（内刊专辑一）等十三件。这些捐赠物多为吉少甫收藏的六七十年前有关出版的历史资料，其中纸页已发黄的《上海出版工作》摘要记录了1957年上海出版系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时，出版工作者在四次座谈会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上海出版工作》1957年（内刊专辑一）等十三件
三联书店的首任总经理徐伯昕的后人捐赠了徐伯昕中山装一套。徐伯昕外孙女徐虹感慨，“文革”十年间，外公没有添置过正装。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公对她说要做一套新衣服，要红色的。当时也在场的外婆笑他“七十多了想穿红色”。外公笑着扬扬头说：怎么不能穿，红色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不再是老骥伏枥，是老骥出枥了，要大干一场呢！于是有了这套酱紫色的中山装。
“这套崭新的中山装，陪伴外公开启了他晚年的征程。”徐虹说，晚年的外公不顾身体病痛，写下了《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为三联书店五十周年而作》，发表在1982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还对《生活书店大事编年》作了仔细修改，写了《战斗到最后一息——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怀念衡老兼及韬奋》《世界知识与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是怎样接受党的南方局领导的》等文章，感念战友，记述历史，启迪后人。
“在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痛，惦念不忘的是建立韬奋图书馆，请来看他的同志与上海文化局联系，提出能否把卢湾区图书馆充实后改为韬奋图书馆。他对来探望他的同志说三联书店‘应该把它从人民出版社划分出来，恢复它的传统和特色’。1983年11月，在病房里，他和胡绳等6位三联老同志，联名致信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要求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1984年2月20日，3月19日，在外公逝世前一个月，分别收到文化部出版局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复，同意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
韬奋纪念馆为复馆致中央的信
原韬奋纪念馆馆长袁信之的子女捐赠了有关韬奋纪念馆建馆、复馆档案资料。1978年4月，袁信之去北京采访、征集文物，同时为复馆工作与在京“老三联”商谈、听取意见。
据悉，当时“老三联”为此召开座谈会，积极呼吁尽快恢复韬奋纪念馆。胡愈之、钱俊瑞、徐伯昕、邵公文、许觉民、陈其襄、王仿子、王泰雷及沈粹缜、邹家华、邹嘉骊在京参与座谈。会后，有人建议向党中央写一报告，要求恢复开放韬奋纪念馆。于是，由袁信之拟稿、许觉民修改，又经范用、王仿子、程浩飞阅改，徐伯昕、胡愈之阅正，最终提交中央领导。报告简要回顾了韬奋的经历和韬奋纪念馆的历史，并提出有关今后纪念韬奋的一些设想建议。
毕云程致戈宝权信（1958年1月15日）
此外，戈宝权后人捐赠了毕云程致戈宝权信札两通。赵书雷说：“ ‘老三联’生前一起编书、出书，为抗日救亡、为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去世后，他们编写的书籍，共同奋斗的足迹依旧汇聚在一起，为新闻出版史的研究留存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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