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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历史上，唐太宗属于那种相当简朴的帝王。或许不是最简朴的，但也绝对那个名列前茅，这还是在国家富强的情况下，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当然，任何节俭清廉的帝王，他所占有和享受的财富都要远远高于平民百姓，因此，唐太宗的“简朴”和一般民众的简朴并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他仍有许多看来近乎奢侈的方面，但这责任似乎不能全在他本人，因为历代形成的天子“富有四海”，人君无所不有的传统和习惯，有时是由不得当权者本人的意志的，一切都早已为之“准备”好了，一切都成为“必须”。即使就太宗本人而言，他的言论和实际有时也不能完全一致，仍难免有“奢侈”和“放逸”的行为。
这是由人类共同的弱点造成的，他本人在“欲望”的诱惑之下未能“坐怀不乱”，当然也是难逃其昝的。然而他和一般帝王的不同处就在于，他能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克制，并且能及时接受群下的批评，而且要有所改正，与那些永远不能填满欲壑的皇帝，如隋炀帝、陈后主之流相比，仍判若云泥。这里还体现出唐太宗另一个重要品质：虚心改过。
王珪为贞观政治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是李建成的中允，建成败亡后，他被李世民“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折节，多所献纳”。太宗曾对王珪说“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程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在另一个场合，太宗又对王珪说：“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这说明，第一，唐太宗深有自知之明。虽然自己功业隆盛，古今莫比，但他并没狂傲到认为自己既圣且贤、一贯正确、绝无瑕疵；第二，他不仅能够时时反省，随时改正，而且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反省不可能准确、彻底，因而主动要求侍臣帮助检点；第三，作为万乘之君，他勇于当众接受臣下批评，公开承认错误并表示改过，而没有一般君主那种强词夺理的虚伪。
即使是对措辞激烈的批评，或一时难于理解的指责，他也能够先隐忍下来，而后细细思索、体味，一旦明白过来便乐于改正；而且，唐太宗从不为臣下的谏议和指责而加罪他们，相反，每每厚加赏赐以资鼓励。有一回，太宗和王珪闲坐聊天，当时有美人（女官）在侧侍奉。此女本是庐江王李瑗之姬，因李瑗谋反失败而没入宫中。
唐太宗指着此女对王珪说：“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王珪立即避席，请问太宗：“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说：“安有系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王珪回答：“臣闻于《管子》曰：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陆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听后“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贞观政要》卷二《纳谏》）
又一回，唐太宗对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声乐不满意，很狠批评了孝孙一通。王珪和温彦博一起谏道：“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博”。太宗怒道：“卿皆我之心腹，当尽忠献直，仍乃附下罔上，反为孝孙言也”！
温彦博赶紧伏拜谢罪，独王珪不拜，说：“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陆下忽以疑事诮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太宗“默然而罢”。到了第二天，对房玄岭说：“自古帝王能纳谏者固难矣。吾夙夜庶几前圣，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责彦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旧唐书》卷七十《王珪传》）其反省之真诚，感人至深。
《隋唐嘉话》还记有一些有趣的事：某日魏征问唐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因为害怕魏征的批评，就把已经准备停当的事情取消了，真是自觉得可爱了。又某日，不知何人送给太宗一只鹞子，模样非常俊异，太宗爱不释手，没人时常带着它。
一次正玩得开心，远远望见魏征走来，便赶紧将其藏在怀中。魏征早已看见，却故意不说破，而是上前汇报事情，并大谈古代帝王，如何因耽于逸乐，而遭致乱亡的故事，讲了很久。太宗担心怀里的鹞子，但因一向敬重魏征，不想打断他的话，好容易等到魏征讲完而去，可怜怀里的鹞子早已窒息而死。这时的唐太宗，就像自知做了错事，而怕大人训斥的孩子一样，让人好气又好笑。
又某日，太宗罢朝回到寝殿，怒气冲冲地发狠道：“我早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文德皇后（长孙氏）问：“是谁触忤了陛下”？太宗道：“还不是那个魏征！每每在朝廷上公开和我争论，让我面红耳赤，很不舒服”。皇后听罢赶紧退下，换了一身朝服来见太宗，太宗惊问：皇后这是为何”？皇后回答：“妾闻君主圣明大臣就会忠直。今陛下圣明，故魏征敢于直言，妾有幸为皇后，怎政不向陛下表示祝贺呢”？
皇后的做法未免有些夸张，但其言语确深明大义。喜闻须扬，恶闻批评，这是人之常情，至于帝王，就更难接受批评了。唐太宗当然也有类似弱点，但从他每一次震祭过后又能理智地恢复平静，虚心如初地悔过改正之中，我们能够感到他确是调动了巨大的意志力，来克制自己，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
我们不能要求他尽善尽美，但只要他在一些重要而关键的品质方面出类拔萃也就很可以庆幸了。当然，由于他实际上的至高无上，有时也会于硫忽之间做下错事，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他能将错误及时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并千方百计善为处理，消除不良影响，甚至将“坏事”变成“好事”，又是值得欣慰和称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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