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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大学者、大藏书家、《三字经》作者王应麟，浙江宁波人，自幼好学。
他10来岁起，就无书不欢，青灯黄卷，孜孜以求。但王应麟的问题是，家里并无多少藏书，陷入无书可读的状态。他出身不差，父亲是中层干部，可那家境要买大量书籍，实力不允许。有些朋友以为，宋代雕版印刷空前成熟，书价也必然便宜，这其实是个误区。
比如，现存1183年浙江象山县学出售的“教辅书”《汉隽》，定价为600文。而据洪迈《夷坚志》，南宋杭州市民月收入通常在3000文左右而已。非祖上有矿的普通官员，可以“猪肉自由”，却依然买不起很多书。稍早一点的官二代欧阳修，就是买不起书，只能借书抄诵的。“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到宋只能说比前朝便宜多了。
王应麟的转机在17岁。那年，他父亲给人帮忙，年终人家送来厚礼感谢，小王苦苦劝说其父婉拒，只求换取一封介绍信，让他可以跟京城本地20多户藏书家借阅书籍。终如愿以偿，饱读诗书。
再后来，他考取进士，得以出入大宋中央王朝的秘阁借书。于是，他每次进入该阁时，都会携带一个小册子，遇到有用的文字就抄录下来，再藏在袖子中带出。如此历经15年无日中断。
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是担任考官时，读到某考生文章，坚持给第一，而且断定此人 “忠肝如铁石”。这位考生，就是文天祥。王氏读其文而能知其人，鉴赏力可谓惊人。
中国宋以前，印刷业尚未兴起，人们要获取书籍，只能靠抄写。即便是宋以后，正如上面提及的，书价依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所以抄书也还一直是藏家增益藏品的最重要手段。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抄本书要远比刻印本便宜。为什么，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有大量底层识字人，他们找不到什么工作，也就可以借抄书挣点糊口钱。陆游的《渭南文集》第26卷里有句话：“拥书人韩人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意思是拿100文买下刘长卿文集一套。这还是名抄，差不多一折。
还是宋代，那时的知名藏书家、文学家叶梦得，靖康战乱前辛苦搜罗有藏书3万多卷，主要就是靠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写而来。他在自己那本《避暑录话》里显摆说，某年夏日，他将这批藏书整理出来晒，一家人晒了个把月才晒完。
同时的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伉俪爱书如命，也是以抄书为日常，以一块抄书为恩爱秀。他们喜欢逛开封大相国寺（现仍是当地著名旅游景点）的旧书摊，每得（借）一书，夫妻俩共同校勘，一起抄写，每夜点完一支蜡烛才就寝。
上面几位还是有钱有地位的，普通人抄书显然无此风雅，甚至显得悲壮。清代名藏家吴翌凤，家贫嗜书，只能没日没夜地抄。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白天几乎所有空闲都在抄书，每晚则以一烛燃尽为度继续，最终双目失明。
“云苑喜栽新著稿，风帘闲校旧抄书”，这是我很喜欢的诗句，也是古藏书家对抄书这事喜悦的表达吧。
到了明代，书籍生产规模逐渐增大，尤其是江浙一带，印书就是桩大买卖。那时的书业，跟如今差不多状况：读书人疯狂写书，能识个字的都想留一本“名山事业”，而印书的更疯狂。
现存明代作品，多粗制滥造，精品不多，而刻本尤其“灾梨祸枣”，妄行校改，错漏百出，是有原因的。所以，民国读书人，多看不起明版书，甚至视同垃圾，理由也在这里。当初，当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黄裳，为一本崇祯刻本的《吴骚合编》，不惜搬出一整辆轮车的明清刻本去换，黄永年只会觉得他脑子生锈了。鲁迅名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语气非常重。
明代以后，书多且贱且粗糙的状况，催生了两大结果：一是大量豪横的藏书家涌现；二是对宋版书如痴似狂。比如钱谦益，为了套南宋建阳刻本《后汉书》，费尽一生心血。他重金买来这套宋刻后，专门建3间瓦舍取名“汉典斋”藏之，视为命根子。后来遇到苦难，被柳如是私卖掉，整个一个月都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搞得毗邻好友张缙彦每日没法睡觉。尽管伤心到肝肠寸断了，离婚念头估计都有了，钱老似乎也没骂过柳如是一句，搞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都感叹，人家涵养真高，对小老婆是真好。
万茜版柳如是
再稍早一点的大明另一文坛宗师王世贞，为宋版日子也是不好过。他为买书不计花费，一掷千金，可本身不是贪官，还是得省吃俭用。他最有名的一次买书经历是这样的：在部长任上时，某回遇一书贩在卖一部宋版《两汉书》，面对天价，手头无银，竟用半生积蓄而得的一座庄园换得了这部书。
常熟虞山柳如是墓
尽管，不久之后，这部“镇库之宝”，又被他那不孝之子偷偷拿出去典当掉了。这几乎也是古往今来，所有藏书家最悲怆的结局：藏书不怕水火，就担心养了些“坑爹”的儿女。
说到王世贞，还有一有趣闲话堪说。也许是近朱者赤吧，许多牛掰哄哄的藏书家，身边小人物往往都是“扫地僧”。
世间多少藏书的归宿？
过去，汉代的大儒兼大藏书家郑玄，连他家婢女们都出口成章，已是佳话，王世贞其实也不遑多让。王家藏书楼，很有完善的编目和管理，专主其事的就是他家一位老仆。据说，该仆人对藏书如数家珍，王世贞要查什么书，甚至是细到某卷乃至某页某字，一脱声老仆立即就能找到，犹如电脑检索一般。由此推论，老仆之学问，亦非常人可比。陈寅恪之功力，也无非如此对不对？
陈寅恪：我江西老宅还好吗？
明清藏书家，多是书痴，很多卖高级别墅、卖几十亩良田，去换一部书的。上面提及的钱、王是卖楼，还有诸如海宁马思赞、扬州焦循等名家，都是出良田10多亩换书一部。最奇特的藏家，还有卖美人的。话说嘉靖进士朱大韶，有人藏有宋刻《后汉记》，而书主放话“书价免谈，唯其美婢来换方可”，他竟然也喜出望外答应下来。
该美婢临行时，极度伤心，在壁上题诗一首曰：“无端割爱出深闺，尤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大意是说，你无端为一本书把我卖了，比人换马还随便，以后咱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当作春风吹过路边树枝一样坦然平静就好。
这朱大韶，再爱书也是性情中人。看到诗后，冷静下来，就晓得多糊涂了。从此，他深深陷入后悔与自责之中，加之日夜思念，不久即去世了。
有人为书，可以卖楼卖田卖妻妾，那是一种性命与之的情感。这种情感之深厚，到了极致处，当然也可以不要性命。
话说清代藏书大家瞿绍基，江苏常熟人，终身淡泊仕途，就喜读书与藏书。瞿家以后数代，都以“护书”、“藏书”为祖训，历经百来年积累，名震江南。该楼是名“铁琴铜剑楼”，为明清两代4大藏书楼之一，读书人都耳熟能详。乾隆帝每回下江南，都要到瞿家看书。
铁琴铜剑楼所在
瞿家到了晚清，依然著称海内。彼时的光绪皇帝，也喜好古籍，数次派人至瞿家索阅珍本古书。有一部书，皇宫所无，光绪极想得手。他也算厚道，没直接下令抢，而是提出以书换官，即以封三品官、给银30万两为交换条件，让此书归他。瞿家陷入恐惧，但最终还是以先朝颁有诏书不便出卖，且祖上有遗训为由谢绝了。光绪无奈，只好作罢。
“性命可轻，至宝是宝。宝者，书也”，这是藏书家的风骨。尽管，在时代的波荡中，“铁琴铜剑楼”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败落。黄裳就说过，那个年代他曾眼见出自“铁琴铜剑楼”的某部明刻，“竟被人抽去引火烧柴了”，“如烧心一般心痛”也无可奈何。
藏书是乐事，至乐必有至悲，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藏书是至爱，至爱也必寓有真情，这又恰是藏书最美好所在。
话说浙江余姚卢文弨，余秋雨大师乡人，著名学者兼大藏书家，曾殿试高中探花。他家藏书楼，藏有汉代《张迁碑》拓本，拓技至为精巧。其同乡秦涧泉，亦是书痴，极为喜爱，屡屡上门乞借，卢都不肯给。秦涧泉为之寝食不安。
为了这部书，他不惜自毁名誉，走向极端。某一日，他盯梢瞧准卢氏外出，竟然偷偷溜进卢家书楼，偷走该拓本。卢文弨也是烈性子，回家听说后，马不停蹄，立即追到秦家，将东西夺了回来。
不想，不出半月，秦涧泉竟郁郁寡欢，突然死了。那日，秦家守灵，卢文弨也来了，进门即拜，祭奠完毕，他从袖中抽出此碑拓，大哭道，“早知与君永别，我当日何苦那么吝啬！今日，我特来弥补过错”。说完，当众把心爱的《张迁碑》给烧了。
过去，我读到这个故事，心里就想，爱到极致，无论爱的是人还是书籍，都真是至情至性，感人至深的吧。一个人，不管有什么嗜好，只要有嗜好，总会有一颗温柔的心。
2020.9.19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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