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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的《史记》是否是真正的历史？你是如何看待的？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不是真正的历史？ 这个事儿，是个挺严肃的学术问题。就是说，不是我等非专业学者轻易便好臧否的。不过，也不难作出大致的判断——如果两千多年以来，绝大部分学问家皆都肯定《史记》的史学价值——他们不会都昏聩无能吧——而我们非要将其贬的一文不值，除了能够赞许勇气可嘉之外，那还真需要反观一下自己的学术功底和研究深度了。不妨认真探讨琢磨——自汉代以来，数百成千的大学者们，会从哪些方面来研判司马迁的《史记》是不是靠得住，有没有史学及其他学术价值呢？大概他们都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司马迁写《史记》依据的是哪些素材；他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是不是严谨；他的作品《史记》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最后一条，应该最为重要。
从这三条出发，两千多年来的大学者以及现在的我们，都不难看到如下事实——
第一，司马迁具备了著述《史记》的深厚学术基础。
司马迁的家学与师承，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学术基础。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中颛顼属下，掌管天文地理的大臣重黎氏。其后代，历经唐、虞、夏、商，世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中的一支做了司马，于是赐姓司马。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且传于后世。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朝廷的太史令，掌管天象文史事宜。中国夏商周三代，皆设立天官史官职位，世代因袭，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司马迁生于史官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学熏陶。他十岁左右通习古文——读各种先秦著述。司马迁还就教于当时顶级名师——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他们的学问和学术思想，都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司马迁任太史令后，更有了饱览史书的便利。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集。刘邦的儿子，汉孝惠帝，登基四年后，摒除挟书之律。壁藏书籍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踊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土之风，尤其闻名天下。献给朝廷之书，都需交到太史令之处。于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全面把握。这为他写作《史记》，提供了海量的参考信息。
第三，司马迁在坚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基础上，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将其融会贯通，条理分类，写作了《史记》，对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其实，司马迁对于《史记》中几乎每篇所引用的资料，都自行作了说明。可参见《太史公自序》及每篇的《赞》——《赞》相当于现在的“注”。如果不想过分相信司马迁自己说的话，就来看看后人的评价——《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写作《史记》，自称是 “实述”、“整齐”。 《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当代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做过统计，《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籍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籍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籍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籍近十种。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记新论》里说，司马迁认为，“经传是比较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去。”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等著名学者，也都对司马迁《史记》中引用的资料，做过深入研究。
第四，司马迁治史的学术原则，是“信书”但不“尽信书”，所以他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
主要有三种形式——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张大可《史记研究》等考证,司马迁曾“二十而南游江准”，“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司马迁入仕为郎中至太史令，曾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元鼎四年，随汉武帝巡视河、洛；元鼎五年，随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骑猎于新秦中；太初元年，随汉武帝再次东巡泰山封禅。随从出巡期间，司马迁进行了自己的史学考察。司马迁曾奉命出使。元鼎六年，汉武帝命司马迁出使巴蜀以南地区。他借机深入了解了西南民族历史，后来在《史记》中，专门写了《西南夷列传》。这些实地考察，使司马迁在《史记》中，修改了不少先秦文献中不准确、不正确的记载。这在他关于各篇的《赞》中多有提到。鉴于以上种种，历史上的大学者们，才给予司马迁和《史记》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司马迁确实达到了他写作《史记》时为自己定下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有没有不足呢？肯定有。 现在看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秦始皇的“焚书”，使司马迁能够掌握的史料难以全面。
二是，司马迁受到孔子治史思想的影响，尽管十分谨慎，但仍难免带有倾向性。学者们认为，在《殷本纪》中就比较明显——司马迁对王亥、王恒“兄终弟及”的世系，应该是故意忽略的。于是，出现了“王季到王亥，再到上甲微”祖父子三代直传的宗法世系。王恒被删掉了。这样的问题，只是《史记》中的“白璧微瑕”，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伟大。当然，后世对《史记》是在肯定其总体的前提下，努力去修订补正的。西汉，即已有十多人干这件事。魏晋以后，研究和补充《史记》者日众。于是，史记学，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甲骨文问世后，青铜器、简牍帛书也愈多出土，对《史记》的研究和补充具备了更充分的条件。 然而，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仍然是一致的——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反而更加证明了《史记》的总体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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