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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又使这些珍品重见天日，不至终年埋没，家相先生可谓泉中伯乐也。 三是善于追踪，绝不放过偶然得到的泉币信息和可以觅求的机会。此事举一例即可明之。民国二十四年冬，家相先生在铁路局任职，居于南京，一日病休于寓邸，有客携数范来，乃面五铢，背四出之合土范，有段有片，或整或残，尽收之。询问而知当时通济门外因筑路填塘，为工人所刨出，家相遂再三嘱客复访现场，二日后又得十几范，皆大块而齐整，有列四泉者，有列八泉者，有款文者，又尽收之。家相一边嘱人代收，一边带病自上工地搜求，前后达到五个月之久，获范二千余方，整理得一百六十余种。此乃梁五铢土范也。家相收藏此种梁范名甲天下，人称土范富翁，名其居曰梁范馆，家相先生自此后遂以“梁范馆主”为别号。这种善于追踪的脾气，使家相先生能抓住苗头搜集珍品，并使许多同类品种系统化，为他的研究作了成功的铺垫。 四是乐于助人，此乃泉币界之美德，亦可谓之“泉德”。民国六年，家相先生得太平通宝钱一品，径三寸，重三两，色泽古旧，文字雄伟，颇为爱惜。民国八年，方药雨见此，托张絅伯相求，家相即首肯，此乃家相先生首次古泉转让，自谓:太平钱一失，从此藏泉遂不太平。据家相先生自己记载，割爱让人者极多，今举五例证之: 民国八年得天德通宝大钱，铜质厚重，色泽古旧，轮廓平整，制作尚精，面文隶分，遒劲有神，为一珍稀之品，民国十年赠方药雨。 民国九年得戴文节公藏泉拓本，此拓本乃戴熙弟戴煦手拓，何其可贵！民国十一年，在上海知陈叔通专集泉拓，慨然赠之，补陈叔通独缺戴氏拓本之憾。 民国九年得齐造邦六字刀背上字与化字传形各一，甚为珍稀，秋，方药雨病，家相赠之此二刀，药雨感激之至，相谢曰:“承惠二刀，得速疗吾疾，古泉之魔力，诚伟大哉。” 民国九年，得一精美绝伦之徽宗御书崇宁通宝钱，铜色青白，赤仄乌白，肉间点点翠绿，甚为可爱。因方地山专爱徽宗钱，有徽宗功臣之称，遂赠之。 民国九年，得一咸丰重宝背满文宝济当百钱，铜色青黄，面文隶体，“丰”字左右，各具星文，为孤品也。此时同乡张絅伯已专集清泉，即赠之补其缺。 割爱而成全泉友，此是何等胸怀。家相先生的泉友遍海内，这与他精湛学识固然有关，但其成人之美的“泉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三 家相先生集泉，并非停留在单纯猎奇访异的兴趣上，而是进一步研究探讨，著书立说，从而使他成为泉币名家。家相先生几十年辛勤笔耕，收获颇丰，有《中国古币考》、《上古货币推究》、《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古布釿字之研究》、《明刀之研究》、《半两之研究》、《五铢之研究》、《古化文字汇编》、《梁五铢土范考》、《泉家小史》等论著。家相先生泉识渊博，文章过人，故四十年代能以其名望而担任《泉币》杂志主编，泉德泉识天下公认。《近代古泉学家与谱录》称他:“阐明古币之源流，创立系统之学说，并断定铜贝刀布之时代，以文字形制及出土地点而分别其何贝何刀何布属于何时何国何地，辨别精详，系统分明，为自来泉学一新耳目。”评价公允，无可指摘。 家相先生对泉学刻苦钻研，故学术成绩硕果累累。其治学可嘉者有三: 其一，实事求是，不护友人短，不受名家误。 方药雨，与家相为忘年交，友情颇笃。药雨藏品，家相为之一一过目，见有伪品，从不隐之，均直言道破。药雨也能从谏如流。惟有数泉，虽屡次评伪，药雨仍收入《古化杂咏》和《言钱别录》。为免贻误众人，家相遂在《梁范馆谈屑》中公开指出:“宁字布、宝字布，制作恶劣，文字粗率，不合战国时物，虽铜色尚旧，也属后铸，药雨强入于秦，可谓惑也。一大样铜永安一千，文字柔弱，与铁钱不符。药雨已得永安一千小样，永安五百，永安一百，永安一十，独缺此大样一千，故收入强为凑数。” 丁福保，海内泉界泰斗，与家相友好，然丁氏失误，家相也公开披露。民国十年，家相见一清泰元宝，钱形大如折三，面文对读，元字在右，铜质微黄，色泽甚旧，索价太巨而未能购。民国二十四年，钱为戴葆庭先生得之，丁福保先生定为后唐末帝钱，辑入《历代古钱图说》。家相作文批评:“清泰年号，仅见后唐末帝。改元亦仅二年，但五代钱无元字在右者，制作固不符，铜色也不类，可断其非是。钱文元字在右，始见南宋隆兴铁钱，至景定咸淳，元字皆居右……此铜质微黄，亦类元钱，无锡丁氏采入《历代古钱图说》，列为后唐末帝钱，明眼人其谁信之。”王荫嘉先生读后称之:“此钱非宋以前物，往常疑莫能明，郑君断为元钱，文字制作悉合，遂定论矣，佩服，佩服。”① 李佐贤之《古泉汇》，出版于清同治三年，是清代重要钱币学专著之一，李氏本人及其著作均为后人推崇。民国九年，家相先生曾与友人访罗振玉。罗氏藏有《古泉汇》书所举之泉，共十六函，每函七、八板或十余板，每板列刀布二、三品至五、六品，列圆钱十余品至二十余品，计有千余枚。看到实物，对照李佐贤之《古泉汇》遂能定孰为改刻，孰为后铸，于是知《古泉汇》所列，不可相信者颇多。家相先生遂一一录出，作《古泉汇伪品》一文，以使众人，不受名家之误。 其二，随时总结，著书立说，以利提高，以利传播。 民国九年，家相先生在数日内收圆折明刀四百余枚，尖首刀八十余枚，成白邯郸刀四十余枚和博山出土方折明刀二十余枚。他将两种明刀细细比较，发现出土地点与文字制作有一定联系，圆折明刀出土在京师、易州与辽阳，为战国时燕地，当属燕铸。方折明刀惟见出土于博山，为战国时齐地，且刀之背文有铸齐字者。当属齐地所铸。即作《明刀之研究》，提出一为燕明刀，一为齐明刀的新观点。此说至今，犹为定论。 同年，家相先生得齐造邦六字刀，即墨之法化刀、安阳之法化刀、齐之法化刀、齐法化刀、齐之化刀共六十余品，此批钱为陈斋旧藏，曾辑入《古泉汇》中，家相先生细审之下，发现“齐之化”刀为“齐法化”刀改刻，刀痕隐约，此品亦收入《古泉汇》，于是知《古泉汇》所载之“齐之化”刀乃伪物也。经过对诸多齐刀之分析，家相先生认为:齐刀之分类，可按边缘与“之”字来分，边缘不断者，莫不曰“法化”，边缘断作隆起者，莫不曰“之法化”，“齐之化”刀，边缘不断，不可能有“之”字，要有“之”字，边缘必须断而隆起。规律何等鲜明！可惜1957年出版的王毓铨先生大作《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图版34，依旧将此“齐之化”一品列入。 其三，精益求精。对于自己的失误，不隐瞒，不掩短，常常作文公开，以益于人，也使自己获取新的知识。 民国七年，家相先生已小有名气，一日得龙瑞太平钱一品，疑为厌胜钱而弃之。后据友人告知，龙瑞太平乃安南李日尊年号，时在北宋嘉祐年间，为海内孤品。先生失一珍品，已为可惜，但他却对自己的疏忽作了总结:是重其所经见，而忽其所不经见，对创建品尚没有能够把握②。此后，他对创建品则不轻易放过，往往能较人多思三分。 民国十年，家相先生在沪任职，一日黄昏在五马路古玩市场遇三钱，一天德通宝，一龙凤折二，一造历平钱，遂费二百五十元购之。归家细审，发现除龙凤为真品外，天德、造历均伪。不由感叹万分，认为只知名誉钱之可贵，好贪便宜，莫不上当，告诫自己与众人，搜集古泉不可不慎。 家相先生涉入泉币界后，从历史角度考察泉币，认为只有对大量行用的普通货币作考证，才能真正获得知识，真正确定货币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近悟古泉学问，不在珍稀而在普通，盖珍稀品仅能得其一时期之制作，而不能求其全盘之系统。”故作《半两之研究》、《五铢之研究》，此乃真正治学之道，也为今天的古泉研究者立一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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