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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晨燕
1870年9月2日，在遭到重兵围困的色当要塞之中，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法兰西“杜伊勒里宫的狐狸”拿破仑三世赌上国运的较量，终于画上了句点。拿破仑三世无奈交出佩剑，率8.3万大军向对手投降。
如同倒下的第一片多米诺骨牌，普法战争的结果，牵动了之后数十甚至上百年间的欧陆风云——维系法兰西霸业的梦想顿成云烟，巴黎公社的旗帜飘扬未久就坠入一片血海，普鲁士国王志得意满于凡尔赛宫镜厅加冕称帝，法德两国自此结下深怨，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都与之密切相关，余波至今尚存。
鉴于这场战争的深远历史影响，百年以来，史家一直在替它的结局寻找最合理也最能供后世参照的解释——普军计划周密、装备精良、指挥得当，境内铁路系统的出色运输能力也至关重要；法军则政治腐败、后勤混乱、调遣不灵。然而，一支立下大功的“奇兵”被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当时，天花使得2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由于做了预防接种，普鲁士军人却未受影响。
“一颗马掌钉毁掉一个王国”这句歌谣，在西方流传甚广。在许多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微生物和疾病扮演的恰恰是“马掌钉”的角色，左右着战争的胜负、帝国的兴亡。
【破开“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障】
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历史的走向？人类是历史中惟一值得关注的参与者吗？人类意志之外的因素，又会在看似不可扭转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触及了历史的本质，所以常聊常新，长久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在《瘟疫与人》一书中，通过将“流行病”这一终年潜藏在阴影中的关键角色请到聚光灯下，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给出了令人“三观重塑”的答案。
疾病对我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体验再日常琐碎不过也再容易忽略不过，每个人都免不了同它打些谈不上愉快的交道。可又有谁能想到，人群的迁移、文明的荣枯、社会的盛衰、宗教的沉浮、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科技的发展——历史上一切的一切，都绕不开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或有意或无意让疾病“缺席”的历史，还算得上完整而接近真实的历史吗？
《瘟疫与人》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然而直到今天，其中的若干立论依然令人耳目一新。它的一大亮点，就是戳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和片面，让我们在惊觉自身脆弱和局限的同时，能够以更加开阔的心胸、更加谦卑的态度看待历史与身处的环境。
一方面，麦克尼尔犀利直白地点出，在强调人类的社会与文化属性的同时，决不可忽视其生物与自然属性。在浩大且紧密联系着的地球生物圈中，人类只是同任何其他生命形式无异的成员之一，照样要和动植物、本书的另一主角微生物一样，受到整个生态网络的支持和制约。麦克尼尔也给流行的对科学、创造、“进步”的盲目乐观，浇了一盆冷水。在他看来，知识与技术尽管能够深刻影响人类同微生物的关系，但就本质上看，依然不可能消灭瘟疫的存在、不可能让人类由“吃与被吃”的食物网中解脱出来。而看似弱小的微生物，对人类而言，正是比豺狼虎豹还要凶猛、还要高效的“捕食者”。
作者以不失风趣的自嘲笔调写道：“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一次次无情蹂躏别的生命形态，人类颠覆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但是，人类照样不能超出整个自然界的限制，“毒性”巨大的行为方式，必将招致难以逆转的惨烈后果。这种跳出自身立场、“由环境看人类”而非“由人类看环境”的独特视角，对傲慢的人类而言无异于当头棒喝。方兴未艾的环境史也倡导“同大象一样思考”甚至“同山一样思考”，只有抛下架子设身处地，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同其他生命、同自然的平和沟通，从而在更长的时段内保证自身的稳定与安全。
另一方面，通过剖析瘟疫在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麦克尼尔让先前遭到忽视的偶然性、不确定性赢回了它们应得的历史地位——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战胜雅典，夺得霸主地位，不光是由于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政体差异、用兵策略，一场让雅典陆军折损近1/4官兵的瘟疫也居功甚伟；1529年“汗热症”的严重暴发，直接导致了两位宗教改革死硬派人物路德和茨温利在马尔堡的会谈破裂，他们没来得及达成共识，就提前从传染病危险中匆匆逃离，路德教派与瑞士教派（后来的加尔文教派）自此丧失了合作的可能性，欧洲之后的历史和现实都因之受到了不可替代的影响；欧洲近代史上因王室家族血脉断绝而引发的继承战争、盟约破裂、版图重画，也同天花和梅毒这两大“致命杀手”息息相关。
传统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供后世鉴戒”，所以常常将更明确、更直接也更容易受人类意志左右的因素——如政治事件、经济体制、文化氛围甚至英雄人物的作用——当作历史发展的关键，不惜笔墨加以描绘。正如麦克尼尔所言，“我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他本人成功地将微观世界引入了研究者和大众的视野，后来引起轰动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和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哥伦布大交换》都明显受到了《瘟疫与人》的启示，可以置于这一学术脉络下来解读。病菌、动植物、气候乃至整个环境终于一步步摆脱了长久以来的“布景”地位，变成了历史大戏中的“演员”。
【微寄生和巨寄生：解读新型“大历史”的钥匙】
有破，则当有立。怎样才能将以疾病为代表的人类不可控因素纳入对历史的解读，而不使其变成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堆叠，进而滑向虚无甚至宿命论？麦克尼尔给出的框架是，用“寄生”这个概念，串起宏观和微观的历史。
在他看来，人类大部分的生命都处在“微寄生”和“巨寄生”间的危险平衡当中。“微寄生”指的是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而“巨寄生”指的是能够开展劫掠、战斗、征税等活动的人类天敌——包含大型食肉动物，但更重要的是征服者、统治者等其他族群或阶级。
战争与疾病关系之紧密，远超人们先前的想象。导致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出现、发展的“巨寄生”，几乎可以同导致人体形成产生免疫反应的“微寄生”相对应。这两种寄生物的存活都需要消耗人群所生产的能量和人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明的萌生和维持，都是生产能力和寄生消耗，以及微-巨寄生之间达到均势的结果。
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人类的生命、文明的存续就将面临深刻的危机。然而在一段时间的动荡后，环境的有机调节能力、人体的自然免疫力、社会的组织和修复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推动新的均势出现。因此，人类的历史虽然充满了波折、灾难和血泪，总体上却保持着前进的势头，直到今天。
麦克尼尔指出，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亚欧大陆上四大文明区域同时也是“四大疾病圈”。每一处重要的文明区域都有着独特的“微-巨寄生”平衡模式，这种平衡模式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当地的政治风习、文化形态，或者所谓的“民族性”。
例如，印度正是由于微寄生物丰富多样，当地农民的能量才遭到了严重的消耗，较之世界其他区域，城市和统治阶层能自他们身上攫取的剩余产品也稀少许多。没有充足的物质支撑，印度的国家结构就总是只能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中，在这种“表面富饶、实则贫穷”的大环境下，向往来世的禁欲理念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正是由于热带疾病的猖獗，印度（特别是南部地区）才在三千年的历史里一次次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西北的游牧军队。这样看来，微生物既是人类的“帮手”又是“大敌”，不管是爱是恨，它们都在我们的骨子里刻下了无可抹消的一笔。
此后历史中的大型瘟疫流行，都与不同文明-疾病圈之间的交流——而这不少是由“巨寄生”推动的——密切相关。极具说服力和冲击力的例证，在史书里俯拾皆是：
哪怕帝国霸业烟消云散，就疫病而言，蒙古游牧民给亚欧大陆刻下的印记依然鲜明持久。东征西战的蒙古铁骑和南来北往的商队让致命的微生物“搭了便车”，它们跨越千山万水大开杀戒，导致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就是其惨痛后果。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平衡，要到15世纪才能实现。
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手下，就征服了拥众数百万的阿兹特克帝国，立下头功的不是在前人看来能够体现欧洲文明优越性的火枪、马匹甚至《圣经》，而是中美洲居民从未接触过、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天花恶魔。它和后来的肺结核、麻疹、猩红热等“生物武器”一道，不仅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可能与之生死相搏的印第安人，还最终摧垮了印第安人的作战意志。在“新世界”各处（加勒比海诸岛、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入侵者的到来都引发了显著的人口危机。这些地区后来变成了居民以白人或混血人种为主、风貌与殖民宗主国大同小异的“新欧洲”，也同瘟疫对当地居民的残忍屠杀直接相关。
科尔特斯
在同病原体对抗时，人类长期处于下风。直到17世纪后，随着新式卫生学、细菌学和药物的出现，人类“被动挨打”的情况才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可是，不管技能、知识和组织实现了多么长足的进步，人类面对疫病时的脆弱都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将始终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充当着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
【疫病+中国史=？】
《瘟疫与人》的一大缺憾在于，只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思路，缺少坚实而广泛的案例支撑，就案例选择而言，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也明显有失平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疾病史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刚刚起步、成果有限，不应苛责。可是自中国读者的立场出发，此书着实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麦克尼尔给出了一条相当震撼的论断：水热条件相对优越、动植物资源也更加丰富的长江流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落后于黄河流域，就是由于令人畏惧的多种疾病阻挡了人们拓荒的步伐。出于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自北而来的移居者给它们起了更加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蛊、毒、瘴等，由之生发的种种禁忌、传说，离我们照样不算遥远。
顺着本书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行，又会挖掘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甚至可能撼动传统历史认知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个大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同瘟疫高发期、亚欧大陆疫病流行模式动荡调整期基本重叠，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瘟疫拥有足以左右统一与分裂的可怕力量？
突然降临的疫病，影响了诸多关键历史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仓猝淡出或草草登台，对看似不可动摇的“历史大势”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后周世宗没有北伐壮志未酬就病逝军中，北宋还有机会出现吗，对“燕云十六州”的争夺还会是中原和塞北王朝近百年不解的死结吗？如果在父亲顺治死于天花之后，排行第三的康熙皇帝没有因“已经出痘”而越过兄长登上皇位，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还会是现在的模样吗？历史不容许“如果”，然而对可能性的探讨，和由此生发的对历史舞台上新“演员”的重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
最近，“罗马帝国亡于疟疾、明帝国亡于鼠疫”之类新奇惊悚的观点吸引了不少眼球。然而，强调疾病的作用并不是要将其捧成决定历史的惟一因素，这又成了同传统的政治经济决定论或“人类中心主义”殊途同归的以偏概全。《瘟疫与人》的一大优势就是，以严谨的态度给军政、商业、观念等其它历史条件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书中呈现的并不一定是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相（事实上，对真相的追寻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终点的过程），凭着给出的发人深思、新颖且富有扩展余地的研究角度，它就足以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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