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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文字，是研究中国音乐文物考古的源头，多在甲骨卜辞中记载
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内容是有关于传世文献中的殷商文化，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内容吧！商代的音乐文字与音乐文化是研究中国音乐文物考古的源头。在这个时代很难见到有文字记载的音乐作品，音乐多靠先民和乐师言传心授。作为音乐文物考古研究者要对殷商时期音乐文物进行探究，除了先民所遗存下来有限的乐器外，再就是对甲骨卜辞、金文和传世文献资料展开研究。在两周之际历史文献对音乐的记载渐多，故此，音乐文物考古成为打开传说时代和殷商之世的音乐探索大门的锁钥。商代音乐方面的文献仍然是甲骨文，其中有鼓、龠、竽之类的相关文字。
《论语·八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股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是夏朝后裔，宋是商王朝的后裔征即证也，文即典籍，献即贤。古人对夏商的历史与文献记载提出许多疑问，因文献保存不全，加上尚能考据的资料和音乐文化现象知之甚少，要想把它弄清楚也是一件难事。甲骨卜辞用语简练，尚无详细的文字叙述某事，往往就事记事，直接找到记载音乐或乐器的史事很难，今人对殷商历史的探索与音乐文化的研究，仍然要从音乐文化现象入手，这个音乐文化现象不是微观的，而是整个殷商时期音乐与文化史的大概念。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则为中国音乐考古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凡涉及先秦时期殷商时代的音乐文化，主要参考文献仍然以《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为依据。因为殷商之世的音乐历史比较久远，查阅时代太晚的史籍用来印证久远的历史略显逊色。除了先秦时期文献之外，一是要多读甲骨卜辞资料，二是要对音乐文物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十三经是反映儒家思想和历史文化的经典，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更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思想文化的宝库。对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历史文献的阅读和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被视为占卜书籍的《周易》，是神秘与宏大的圣哲巨典，乃为人类智慧的精粹。以君文诰、君臣之间谈论录为主体的《尚书》，亦称《书》、《书经》，到了汉代则称《尚书》，反映了尧舜时代至两周之际的历史。“尚”则有“上古”之意，其中《虞书·舜典》、《虞书·皋陶谟》、《虞书·益稷》诸篇有与音乐有关的史料。《诗经》中有三十余种乐器出现，这是一部反映两周时期的诗歌，其中包括“风”“雅”“颂”之歌谣、雅乐和舞曲歌辞的音乐作品，充愫着传说时代和股商时代的音乐土风歌谣文化的元素，是音乐史研究者和音乐文物考古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之一。
“三礼”之《周礼》、《仪礼》、《礼记》不仅是反映周代、战国、秦汉年间的历史，而且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和音乐精神。《春秋》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其特色重在对古代历史事件的陈述和议论，反映了一些零散的音乐文化和现象，对上古时期的历史尚有涉及，值得大家深入研读。《论语》、《孝经》、《孟子》诸类，其一，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文艺等；其二，包括儒家经典等；其三，是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和思想方面的内容，或多或少地蕴含着音乐文化的历史信息。《尔雅》具有古代词典特点，包含训诂、音韵、词源、方言、古文字诸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特色，尤其对音乐考古工作者来说，是对中国先秦时期音乐名词术语的一座发掘不尽的文化金矿。
音乐文物考古与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学科，音乐文献学是建立在音乐学和历史文献学基础之上的学科，是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分支。所不同的，音乐语言具有国际性的，音乐文献也是独具特色的。方宝璋、郑俊晖先生认为：“音乐学整个学科体系中各分支学科之间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的相互隔绝关系。”即音乐分支相当于三个分支：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历史音乐学，三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研究殷商历史和音乐文化时，还要参考历史上对先秦时期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礼记》的《乐记》等以及随州曾侯乙编钟铭文3755字，有2800多字讲述音乐方面的内容，关于周王室和曾、楚、齐、晋、申等诸侯国之间的乐律、阶名和变化音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这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文物的重要参考文献。古代称帝则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历史。殷商占卜、祭祀、巫舞与音乐文化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商族历史充愫着方国部落的神话史。诠释历史文献中的历史文化信息，解读殷商音乐文化的源流，可以揭开殷人上帝至上神祖上神、自然神帝权的神秘面纱。可见，梳理传世文献，则可知晓上古时期诸多音乐文化的晶核。
研究殷商之世的历史文化与音乐文化现象，还是要从礼乐制度入手。礼乐制度不是在周代才有的，股商时代已占中国礼乐制度的先声。《诗·鲁颂·网宫》曰：“白牡骍辋。”所谓“白牡”则是周公之牲，“骍犏”则是鲁公之牲。《礼记·檀弓上》曰：“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骍。”也就是说商代人崇尚白色、周代人崇尚红色的缘故。所谓殉者用牲，殷、周之际仍在盛行，也有人殉和牲殉并存的。殷礼遗俗在卜辞中则有多见。“戊子卜，宾贞，惠(唯)今夕用三白羌于丁，”“王其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佑。”“彭贞御于河羌三十人。”殷代用人牲殉数见不鲜。
商人创造的历史和音乐文化现象是极其辉煌的，其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源流也应是紧密相连的，研究三代史则囊括了中国的传说史、甲骨卜辞、金文和传世文献各个阶段。甲骨卜辞、金文和传世文献都会把股周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周人虽继承了殷礼，但周制改革中也突出了周人的特色，只保留对殷人高祖帝、殷人上帝和祀典礼(包括殷人亳社)的祭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西周初年周成王周公对祀礼制度进行了深入改革，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乐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则是音乐考古和音乐文物研究的晶核。除了从地下发掘的音乐文物和卜辞、金文记载的音乐资料外，那就要搜集历史上的音乐文化史籍。
《论语·为政》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先圣孔子提出了批判与继承的“损益”文化现象。正如《汉书·杜周传》所云：“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用文质礼度、“三纲五尚”以今释古解“损益”之说。无论何种传世文献均论殷承夏礼与周承殷礼之说颇同。周代礼乐制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值得音乐文物考古者们深入研究。喜欢今天的内容就请点个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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