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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扯到钱，丑恶的嘴脸就露出来了。
没错，影哥说的就是#慰安妇子女向导演郭柯讨钱#事件。
估计没人会想到，在上映23个月后，纪录片《二十二》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再度登上热搜。
起因来自一封部分“慰安妇”受害者家属的联名信——“我们想讨一个公道”。
大致这几个意思：
大部分老人已经去世，没有直接在《二十二》里上镜，但你拍摄的是“慰安妇”题材，她们都是慰安妇，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里有你的电影。拿我们母亲的名声赚钱，反而把钱给别人花，为什么？一张下葬图片能拿5万，凭什么我们没有。
不难看出，受害者家属诉求很简单，围绕一个“钱”字。
因为这是郭柯当初的承诺，“我深知票房能到今天不是我拍得多么好，是这些老人的感召，让大家走到影院里看，票房的这些收益，当然要回到老人身上，再高的票房我也会捐”。
那么他给捐了吗？
捐了。
据郭柯回应，2018年1月，影片中出现的李爱连等9位山西老人，他都给了援助金，或本人或直系亲属或养子/女都签了收条。
包括片头片尾葬礼中的老人张改香、陈林桃，援助金也在2019年1月到位，此外，除山西外其他地区的老人也陆续收到，综合统计一共24位。
最后，郭柯还向“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捐出导演个人收益400万元。
综上所述，后续工作不是挺到位的吗？
原来，据郭柯回应称，讨钱家属及父母未出现在片中、未给予配合，“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
就像网友说的，拿母亲的苦痛来消费，这些人的吃相未免太难看。
“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里有你的电影。”
听一听。
把去世老人的创伤作为要钱的理由，这种沾血的钱竟也要的理直气壮？！
回归正题，影哥想说一句：这本就是一场闹剧。
《二十二》不该成为“利益交易”的角逐场。
就像郭导说的，韩国等其他国家也拍过同类型题材，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反而引发正面的响应。
况且，拍《二十二》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赚钱。
“慰安妇”三个字，承载了难以言说的苦痛、本不该有的耻辱、沉重的历史，它将深埋半个世纪的伤痛，重新摆在眼前。
但，这不是在狠心撕掉旧伤上的结痂，而是要告诉世人：时间在溜走，她们正在“消失”。
数字代表着片中的受害老人。
从2012年短片《三十二》，到两年之后的二十二，再到2017年时的8，今年更是剩下5。
虽然不愿承认，但这个数字总有一天会变成零。
受害老人正在迅速的离开我们，那段历史或将随之埋葬于泥土之下。
因此，本片的存在更显得弥足珍贵，它极大可能成为她们在这世上的唯一留影。
“我既需要你想起，又希望你能忘记”
受害老人最怕的就是子女和旁人知道自己的过去，这也是让镜头后的郭柯最困扰的地方。
镜头小心克制，没有尖锐的提问，她们大多在闲聊，聊儿时、聊战乱、聊快乐，聊苦痛。
全片缓和、安静，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强大和顽强。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韦绍兰老奶奶最后笑着说了这句话。
看着她们，你常常忘记那一“伤痛”的存在——
毛银梅（1922-2017）
被骗到中国慰安所的韩国人，离开家乡那么久，依然能哼唱几句《阿里郎》。
她不喜欢回忆过去，但又不自觉说起简单的日语。
有人来看她，开心的像孩子；看人离开，忍不住抹眼泪。
她在采访中的那句“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让影哥我至今难以忘记。
林爱兰（1925-2015）
腿部残疾，行动只能靠坐在椅子上慢慢挪步子，自慰安所逃出后，她终身未嫁，一个人在养老院度过。
过去的创伤，她不愿多说，但说起那段抗日打鬼子的经历，语气铿锵有力，依然是她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拿着民政局给她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她笑了。
影片中的她们就是这样普通，展现着自己平凡的余生。
有的贫穷孤苦，在睡梦中离世；有的成家生子，过得平静且安逸。
你很难想象，在脸上的皱纹、简陋的房屋、发黄的老照片背后，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血和泪！
正如片中字幕打出的“触目惊心”的过去——
历史会不断稀释个人的苦难，但罪行会被永远记住，纪录片《二十二》用画面保存下了这段历史。
而这，正是它虽不完美，仍值得赞扬的原因。
曾关押过40多个女人的破败小院
影哥一直觉得，电影人当中，属拍纪录片的最牛逼。
因为拍一部纪录片太难了。
出力还不讨好。
《二十二》更是如此，从2014年1月开拍到2017年8月正式上映，整整三年半的时间，历经坎坷。
剧组和李爱莲老人合影
为了拍全22位“慰安妇”幸存者，郭柯带着30多人的摄制团队，跨越湖北、广西、海南、山西、黑龙江多省，跋涉11996公里，经历火车、飞机、轮渡......
因为她们是一个群体，少一个都不是完整的。
然而投资商却觉得一下子拍22个主角，成本太高，不现实，撤走了投资，拍摄计划停滞不前。
为了支持电影的拍摄，郭柯的母亲甚至提出把老家房子卖掉。
就在这个时候，演员张歆艺无条件借给郭柯100万，电影才得以继续拍摄。
勒紧裤腰带坚持，紧巴巴地拍完了，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可是发行费用短缺，根本没有能力进入主流院线跟观众见面。
不得已，影片在公益平台上发起众筹，前后累计32099人参与，筹得100多万元。
20万用后期制作，剩余80万则作为此后电影的宣发费用。
包括带着电影跑各个电影节，导演都是让主办方帮他把机票直接订到下一个电影节的举办地，因为他没钱。
然而这些都没有什么，郭轲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靠这个项目赚钱，他甚至想过，电影上不了就上不了，大不了以后当资料片留存。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直观地感受这段历史。
如果电影真的赚到钱，那么除影片成本之外，剩余的还是要用到这些老人身上。
因为她们不是盈利的工具。
2017年澎湃新闻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观看的限度与救助的困境：“关注”对慰安造成了新苦难》。
里面提及，在慰安妇居住的村子，会有一些村民担当起慰安妇经纪人的角色，帮助联系采访和报道，甚至找来一些老人假扮慰安妇，从中赚取回报。
更可怕的是，有些慰安妇的家属也参与其中，有一位老人就曾对摄制组哭诉，好心人给她的钱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
这些人和如今公然要钱的家属，简直令影哥震碎了三观。
（截图自澎湃新闻）
什么时候，历史的隐痛可以成为获利的渠道？压榨的枷锁？
她们是谁？
她们是受尽创伤的人，是历史遗留下的最沉重的回忆，那是死亡与痛苦、血泪交织的生命悲歌。
她们是真正的巨人，代表着一种最震慑人心的生命尊严。
将如此纯粹、敏感的历史与最污浊的利益链条相勾连，人性轻而易举地被金钱泯灭，这种吃相何其难看。
“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电影？”
恕我直言，这是什么屁话？
她们拼命地活，为的是等一句道歉，等一个正义，这才是从头至尾应该被铭记的。
淡忘这些只谈钱，是对她们最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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