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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首位获得者。2020年，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有人说莫言将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说书人”莫言。
获诺奖后，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幽默松弛，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燕都融媒体记者 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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