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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名臣，人们最熟悉的文臣有房（玄龄）谋杜（如晦）断、直谏敢言的魏征；冲锋陷阵、不避矢石的大将秦琼、尉迟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名将李靖、李勣等。但在伟大领袖看来，唐太宗一朝诸大臣中，最值得称道的却是马周。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马周传》后，批注云：“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贾生”即西汉贾谊，其《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时政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后世苏轼之流的策文只是纸上空谈罢了。
马周出生寒微，幼时父母双亡，在亲戚家长大。苦难经历并没有击垮马周，他发奋苦读，二十岁时即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只是马周生性不羁，又有些恃才傲物，不喜逢迎，因此始终郁郁不得志。
唐高祖武德年间，马周在邻郡谋得一个小职位，然而却不安于事，认为不足以发挥自己才能。终日游山玩水以酒为乐，不理政事。上司十分不满，批评了他几句。马周本来就很自负，一怒之下干脆辞职，前往京城发展。
到了长安才知居大不易，无奈何投靠到中郎将常何的门下做了食客。常何官职并不显赫，却是太宗皇帝宠信之人，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马周投靠他，也是希望在取得其信任后，或者有机会政治上进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贞观三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李世民心急如焚，召集群臣商议对策，见臣下沉默，只好强行摊派，要求所有朝臣都必须具奏章指出朝廷政令得失，并提出相应对策。
常何是粗鄙武夫，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让他写奏章，实在是强人所难，只是皇帝诏旨又不敢违抗，回到府上急得长嘘短叹、寢食不安。马周得知情况，毛遂自荐要替常何写这篇奏疏。常何听了喜出望外，岂有不允之理。
片刻工夫，马周就洋洋洒洒写出了一篇千古雄文：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让百姓“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标准，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隋朝虽然积蓄大量财富，但这些物资最终悉数落入造反者手中。而今老百姓元气尚未恢复，朝廷就横征暴斂，百姓有怨言也是正常。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而非扰民。马周直言无忌“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劝谏唐太宗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尤其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要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官吏赴基层。
第二天，常何把奏疏呈交唐太宗。太宗阅后大吃一惊，奏章内容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常何一介武夫哪里会有如此见识？常何察颜观色，主动坦白道出了实情。唐太宗没想到常何的门下竟有如此奇才，又惊又喜，立即派人到常何府上请马周入宫。
为了彰显自己的贤能，也为了考验太宗的耐心，马周并没有立即随使者入宫，而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婉言谢绝了。皇帝见使者独自归来，又派出第二批人去请，但还是没能请到。常何脸色灰白，浑身直冒冷汗，心里暗骂马周不知好歹。哪知，唐太宗非但没有生气，又派出第三批人去请。直到第四批使者，吊足了李世民胃口后，马周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进宫见驾。
诸葛亮再牛，刘备三顾茅庐之后，也就乖乖出山了。马周，唐太宗却请了四次。
一番交谈，太宗立即明白马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立刻委以重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从此以后，马周官运亨通，从监察御史一直做到了中书令（宰相），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马周的奏疏，基本上就是贞观之治的理论依据，它夯实了大唐盛世的基础。马周曾自比商之傅说、周之吕望（姜子牙），欧阳修不以为然，在《新唐书-马周传》后评注道：马周的才能不及傅说、吕望，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
毛泽东却不这样看，在书中批注云：“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在傅说、姜子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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