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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辽沈地区流人大量遣来，著名的流人文士李呈祥、郝浴、季开生以及先此流来的左懋泰等都与函可关系密切，频频接触，互相唱和。他们“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引为法交”。这期间函可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篇，如咏叹八旗官庄喂马奴仆的《老人行》，避难出家的《老僧》，被折磨而死的流人的《哭吴岸先》以及揭露满洲贵族的《送梨》等等，无不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统治者的残暴。函可被流放东北之后，牵动了关内特别是南方许多僧俗士庶之心。
他们与东北音书不断，时相往还。空隐和尚与函可的师兄函是法师再派人送物帮助函可。不少人更间关万里，专程赴辽东探望。著名诗人屈大均曾亲赴东北，惜未得达。惨遭酷刑，备尝艰辛的函可在辽沈地区度过的十二个春秋中，无时不在思念故国，思念家园。“故国知难望，乡心终未灰。”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里！但愿望终成泡影。他含悲饮恨，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赍志圆寂，年仅四十九岁。病危时，李呈样、郝浴守候在侧，函可一直闭目不语。
弥留之际，郝浴低声探问：“师有何末后句？”函可睁开眼睛，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吾思吾岭南耳！”便溘然长逝。他的弟子和生前友好没有辜负他对千山的一片深情，当年即把他的遗体迎入千山龙泉寺，顺治十八年（1661年）迎至大安寺。接着又在缨珞峰西麓的双峰寺建塔，康煕元年塔成，人塔。塔前石碑上刻有函是、郝浴撰写的《塔铭》、《碑铭》。他的影堂楹联云：“亦儒亦佛，能孝能忠。”这大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函可生前著述颇富，曾有《语录》十卷，《剩诗》三卷等行世。去世后，李呈祥、顾梦游等又为他刊印诗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函可弟子重刻《语录》，改名《千山语录》行世。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弟子今羞等把所搜集的各种牌本和诸家所藏函可诗汇集在一起，以《千山诗集》书名缕版印行。乾隆四十年（1775年），即函可死后一百一十六年，在查缴禁书大兴文字狱的劫难中，上谕：千山僧函可“因获罪发遣沈阳，刻有诗集，恐无识之徒目为流缁高品，并恐沈阳地方或奉以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命地方官“查明据实覆奏”。结果，（千山语录》、《千山诗集》都被列入禁书目录，查抄焚毁；凡函可住过的寺庙及双峰寺所遗碑塔，尽行拆毁；连《盛京通志》中所载函可知事迹也逐一删除。这位清朝以文狱罪的第一个罹难者，殁后百余年亦不得安宁，又遭受另一次文字狱的迫害。
函可的生平与著述因此便湮没无闻了。函可在清代文字狱史上，实在是一个很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文字之祸，自函可始！函可身后，文网高扬，在康、雍、乾三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一个士人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交付出自己的人格、思想和自由之后，才可能苟容于世！相较起他们，早行的函可还真可以算得上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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