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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既诚信，信用，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传统的高尚道德品质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基于各种合作的基础。在中国，“信”作为伦理范畴的出现，最早开始发源于春秋初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轻诺必寡信——诚信作为人们道德标杆的必要形成原因和忠诚的体现
轻诺必寡信，这句话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一书中的第六十三章，作为奉世经典，这句话告诉我们承诺别人的事就要认真履行诺言。其他文献中最早关于诚信的记载，也基本处于春秋时期，西周之前的考古证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关于“信”的道德概念。
由此可见，诚信作为道德事实在观念形态上的形成，基本实在春秋前期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的。同一时期，西方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两次希波战争奠定了希腊城邦对小亚细亚的统治，西方中古时期诚信作为人类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在当时，人类的总体生产力落后，政权对于公民的统治没有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征信管理制度，家臣，士大夫，骑士阶层对于国王或者当权者的效忠只能通过仪式化的承诺，实则当权者对于社会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统治并不能构成强有力的约束。同时，作为某个政权阵营或者团体的一份子，也只能通过向大众宣誓，或者留下文字，信物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诚。
在这种情况下，诚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他成为上级对下级之间信任的桥梁，也成为战争或威胁来临时互相依靠的根基
同样的，下级对上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捆绑效果，除了合作双方都有一定的安全感以外，下级对上级也赌上了自己的荣誉，一旦做出了违背诚信和宣誓的举动，将面临着不再被大众信任和接受。
二、政权更替之间的杀伐和信任
在古代，人类的科技基本停留在迷信和无知的层面，通讯技术的落后使得人们在和外界的联系上只能依靠信件或者口口相传。而这样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旦需要传递某个消息到达一个文字不同、语言不通的种族和地域，就只能通过精通双方语言和了解地理情况的人从中调和了。基于这种情况下，来往于双方政权的使者就必须同时拥有两方政权最基本的信任程度。久而久之，各国之间就形成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默契约定。
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为了更大限度的展现自己作为大国的风范和颜面，会尽可能的遵从对于“道德”这种普遍共识约定的守护。而相对弱小，土地贫瘠的国家或者政权，也会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互市通商，来用自己的财产器物换取自己匮乏的物资或者赖以生存的口粮。
除了正常的互市通商之外，战争也与信任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中国古代王朝中，许多皇帝都称呼外部少数民族为“蛮夷之地”，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些少数民族所生长的地域相对偏僻，故而经常对中原地区发动“不守信义”的战争，多为抢夺资源为主，不予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尤其是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经常掠夺汉人的腹地，即使中原王朝会以联姻通婚，分封藩王等怀柔政策安抚北方少数民族，也未能改变游牧民族的好战掠夺的本性，因此，大多中原正统王朝都会认为他们背弃信义，辜负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还有就是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交战双方为了彼此的体面和互相的方便，都会率先派遣使者前往对方的阵营“下战书”，约定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然而，随着战争冲突的不断增强，通讯方式和代步工具的不断进步，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诚信，逐渐的不再成为唯一约束人们的价值观。反而，像“瞒天过海”“围魏救赵”之类的违背诚信战争方式，往往能够利益最大化
三、当利益成为杀戮的核心，残暴的战争能否将“信”拽下道德神坛？
《左传》中载：“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春秋》中的记载中，会盟次数高达四百五十余次，大多都是盟以致信，足见当时列国关系中“信”的重要。
由于失信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心背向，因此霸主们凭借着盟约来巩固可信性的想法显而易见。凡是盟约，大多有“有渝此盟，明神亟之”等类似的约束话语，主要是利用会盟者对神灵的敬畏约束双方，同时也体现出，约束与会盟者的主要手段在于人心，而并非后世“重赏罚诛”的法律力量。
但是随着愈演愈烈的争霸战争、生死存亡的利益所驱使以及弱肉强食的自然淘汰法则的强制下，道德力量的影响随之不断下滑，列国之间背弃盟约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诚信作用于国家政权之间的正面关系也趋渐丧失。
还以春秋时期举例子，在齐桓公称霸之前，诸侯日益强大，这些诸侯在调解纠纷戡平内乱的过程中开始逐渐走向以信任为基础的诸侯联盟，但是这些联盟内部成员相对结合自由，所约定的与权力少，义务也少，相对比较随便，盟会也多为通好，修缮之意，因此对盟约的信守要求不是那么强烈。
到了春秋中叶，齐桓公称霸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征伐加剧，为了安定和团结天下诸侯，制止战争，齐桓公采取了厚往薄来，救亡扶倾的措施，故而有了“桓公忧天下诸侯”“桓公非为己动”的传闻。齐桓公称霸时期崇信与践信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曹沫劫齐桓公事件之后，身为霸主的齐桓公对承诺身体力行，之时齐国与盟国之间的信用关系得到巩固，才有了“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取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春秋后期，晋楚争霸期间，守信与背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为了赤裸裸的利益驱使，楚晋两国就几乎毫无信誉可言了。鲁成公十二年，晋楚结下“西门之盟”，时隔三年出国背盟侵略郑国卫国，便有了那句：“敌利则进，何盟之友？”
鲁成公六年，晋大夫伯宗率军队攻打宋国，路过卫国的郊外，看到卫人没有防备，其大夫夏阳准备趁虚而入，被伯宗制止。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由此观之，晋国虽然时常以信作为重要手段，但毕竟利益是最根本的。
残酷和暴力毫无底线的冲击着道义，见利忘义逐渐成为了很多国家和市井百姓的生活准则。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国家与国家之间开始了从“唯信是从”到“唯强是从”。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也从“唯信是从”到“唯利是从”。
四、“信”字最能掩盖人心的丑恶，还是贪婪和欲望的另一种延续？
在上述的文章当中，论述了诚信的由来和诚信之于国家构成体系上的作用以及政权与政权之间的信义关系，可以看出“信”在国民关系国家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重要作用，那么“信”之于后世有什么作用呢？
春秋时期的历史震动，促使社会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沟通方式和相处想法上的形成，新思想的产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固有的社会秩序趋向瓦解，人们渐渐失去了宗法等级制度造就的社会依托关系，新的社会人际关系逐渐发展起来，新的人际关系需要新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体系来维持，也同要需要新的伦理规范来维系。
在国家层面上，由于列国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同盟集团的需要，兼顾同盟几方阵营的共同利益，避免背信弃义导致的同盟瓦解，国家政权和市井小民不约而同达成了一个共同认知，那就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等道德条例是维系各种人际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保证之一。
由于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并且被各国政权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被认同和传播，很快就成为了人们内心自觉遵守的主体意识，行之有效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规范着人们的言行。
另外，政权内部，国君与士大夫之间，庶民与贵族之间，皇权和教权之间，乃至百姓内部和贵族内部之间的各种激烈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都会变得日益复杂尖锐，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实际掌权者都希望借助一切力量去谋取最终的利益最大化，各政权的领导人也都纷纷意识到民心是决定战争发展乃至未来胜负的关键因素。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当越来越多的统治者们都开始明白民众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在，他们也同时明白“信”才是获得民心的重要手段“抚小民以信”“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以使任于大官”，各国统治者对民众的“信”观念的强调和实践，则更会在后续的社会生产及活动中起到推波助澜的渗透作用。
参考文献：
《左传》
《春秋》
《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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