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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山禅师之《辞北堂书》，篇首即列天地父母之恩，然于父母养育之恩，以“世赂供资，终难报答；作血食侍养，安得久长!”佛门之报恩，非同世俗之以利养供之，而在于先自身修证佛果，然后再度父母出六道之中。因此，良价禅师之慈母在收到大师的两封信后，深明了佛法大义，作回书云：“今既誓不还乡，即得从汝志。不敢望汝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但如目连尊者度我，下脱沉沦，上登佛果。”可见，区区细微利养，不足以显佛门之大慈大悲，也非佛门法施之最了义。因而，举凡发大愿誓出家的宗师，其辞亲并非不孝不悌，反而是行最究竟的大孝大悌，这是世俗所不解佛教徒辞亲出家之处。今以洞山禅师《辞北堂书》以明之，足以解世人之惑，亦可避外道之诬。
其次，佛教徒之自度度亲，还不算是佛门行持之最了义。作为一个觉行圆满的大德，将会力争成此四弘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坛经》)因此，洞山禅师在《辞北堂书》中，不只是表明了自己将以成无上正道来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且还誓愿要“报千生之父母，答万劫之慈亲”。佛教是讲缘起的，依缘生之理而论，一切合识之流转，前无起点，后无终点，唯有修证佛法以出常流，方免流转。若此则无始劫以来，以因缘和合之故，则将有无量世之父母，亦将有无量世之子孙，这在慧远法师的《三报论》及《明报应论》中均已论及。
因而，佛教在报父母恩中，就远不止局限于报今生父母这个圈子了，它有点类似于孟夫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佛法之慈悲度生，已远远地超出了孟子的仁义与恻隐之情：站在方便的角度上讲，佛门所报的四恩中有父母恩与众生恩之别；站在不二法门的境界上讲，众生恩与父母恩并无根本差别，但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之大愿。千生乃至旷劫乃至旷劫之父母，有的可能出了常流，但诸多尚沉沦于六道(尤其是下三道之中)，因而，佛教徒之辞亲出家，立誓要报父母之恩，其实质上与报众生恩是统一的。“谨具尺书辞眷爱，愿明大法报慈亲”，从洞山禅师辞母的诗偈中，足可见出大师报恩愿力的弘深。惟其有此誓愿，大师不只是成就了无上之佛道，而且还亲创禅门曹洞一宗。
此外，站在语言文字的角度上讲，洞山禅师的两封辞亲书，均援引了外典，也不违世情。诸如上信中之篇首由世法入题而谈，且援用儒典《孝经》中“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孝也”之语，足以见到大师在修证佛法时，并不违世法。在《后寄北堂书》中，大师云：“阿兄勤行孝顺，须求水里之鱼；小弟竭力奉承，亦泣霜中之笋。”这中间就用了两个典，一是晋代王祥卧冰得鱼之典，二是三国时孟宗哭竹出笋之典。王祥、孟宗均以孝行动人而名垂后世，以故元人郭居敬将他们辑为《二十四孝》。正因为大师能援引儒典世法之语，以故字字动人心曲，语语不违孝行，读之颇似有世间《陈情表》之韵格。
在另一方面，大师之援引儒典世法语以辞母，亦是大师的一种善巧方便。记得大师在沩山与云岩处参“无情说法”公案时，二位大师均有“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之语。同理，倘使大师在这里以出世间法之语来开示慈母，其母未必一闻即晓，而大师籍世法以开示出世间法，不啻使慈母心开喜舍，而且也使她明白了大师的出家修行、自度度人，乃是深报四恩的大行。“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洞山禅师之辞亲书能圆融世出世法，非特于开示世人饶有益处，也显现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义趣。
也许由于洞山禅师的师承原因，曹洞一宗在修出世间法的同时，兼融了世法的某些合理因素。他所创立的“五位君臣”法门，未免不从云岩所传授的《宝镜三昧歌》中受到某些启示和影响。从他的辞亲书中重孝行这一点，即可从《宝镜三昧歌》中找到某些理论依据，诸如“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等语即是。要而言之，出家与孝敬父母，修佛法与圆融世法，并不相违背。今之佛弟子，读洞山之辞亲书，也会理解儿子出家乃为一大事因缘，顿舍攀缘之心。若能如此读洞山辞亲书，无论在家出家，均会蒙效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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