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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上海下了一冬的雨稍稍止歇，风和日丽，趁着春光，我去探望年近九旬的作家、编辑家彭新琪老师。彭新琪老师送给我一本新近出版的《巴金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今年是巴金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我想把自己回忆巴金的书当作鲜花献给他。”
巴金 新华社供图
巴金一直管彭新琪叫“小彭”，1957年，巴金和靳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联手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由于靳以是彭新琪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所以他和巴金商量后，把彭新琪调入编辑部。就这样，彭新琪和巴金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久而久之，他们之间建立起如父女一般的感情。巴金写过不少怀念他夫人萧珊的文字，但并没有和别人细谈过他与萧珊的爱情，当彭新琪在巴金晚年问起他们夫妇的情感故事时，巴金很诚挚地告诉了她。我在听彭新琪讲述旧事时，涌起许多感慨。
电视剧《家春秋》播出时，彭新琪问巴金：“别人以为你是觉慧，而觉慧和鸣凤相爱也确有其事，你在成都老家爱过丫头吗？”巴金认真地说：“没有过，我们那样的封建家庭是不允许的。”彭新琪又直截了当地问他：“那在萧珊以前，你有没有爱过别人？”“没有。”巴金回答得很干脆。
萧珊是巴金的读者。1935年，在上海爱国女中就读的萧珊读过巴金的作品后，开始给他写信。第二年，她写信约巴金在新雅饭店见面，生怕巴金认不出她来，还在信里附了一张照片。那天，这位女中学生操着宁波腔的普通话，向巴金诉说因为父亲守旧，她想离开自己的家庭，巴金听后，为她作了诚恳的分析，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他平易近人、坦率真诚的态度，缩短了大作家与中学生之间的距离；但巴金一直是将她当成孩子来看待的，在复信中总称她“小友”。直到有一次，萧珊和后来成为靳以夫人的女友陶肃琼在马路上被人盯梢，她赶紧拉着女友躲进福州路上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寻求巴金的保护，她是“巴金小友”的事便传开了。
1937年初夏，巴金和靳以等几位朋友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苏州青阳港半日游，他们邀萧珊同去。1935年，巴金在北京学会了划船，还参加过在北海举行的划船比赛，所以对划船兴致勃勃；萧珊不会划船，就拿着桨玩水。她和巴金坐在同一条小船上，望着满头大汗的巴金，温柔体贴地问了一声：“李先生，你累不累？我们划慢一点吧！”那时候的巴金太忙了，他没有时间约会、恋爱、结婚，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了。可是萧珊有时间，她大大方方地出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巴金居住的霞飞路上的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关心巴金的创作和生活，也经常坦率地跟他讲自己的家事和思想。她讲什么，巴金就听什么，但巴金从不向她打听她家庭的情况，甚至连她的年龄都没问过。巴金告诉彭新琪：“我一直不知道萧珊到底是多少岁，直到她去世，才从她表妹那里弄清楚。”彭新琪的叙述让我有些不解，她说她起先也不理解，还是巴金说出了要旨：“只要两个人好，年龄、家庭有什么关系！”是啊，纯净的感情何必掺入杂质。
对离家十几年、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的巴金来说，萧珊给予他的温存、关心和信任，无论何时都是一种精神力量。他变得更加开朗，更有朝气了。可是有一天，萧珊快快活活地来到霞飞坊，却流着眼泪离开，这让与巴金同住一栋楼房的朋友索非的妻子大为吃惊。萧珊非常委屈地说：“我告诉他我父亲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可他说这事由我自己考虑决定。”跟在萧珊后面的巴金有点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是说，她现在还很小，很年轻，充满幻想，不成熟，需要读书、成长。我告诉她，我愿意等她。如果将来她长大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原来巴金是为萧珊着想啊。言必信，行必果，此后在巴金的案头上，摆放过多少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在巴金的生活里，遇到过多少双灼人的眼睛，可他都信守诺言，在毫不约束对方的前提下，默默等待。
1938年初，上海形势紧张，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到广州开设分社，让巴金和靳以前去筹办。没想到广州接连不断遭到侵华日军飞机的轰炸，留在上海的萧珊很担心巴金，硬拖着母亲到出版社找社长吴朗西探听消息。当巴金回到上海后，吴朗西告诉他萧珊母女曾来社里打听他的事，这让他非常感动。巴金晚年言及此事时，稍稍停顿了一下，以平复内心的激动。不久后，萧珊跟巴金说她母亲想见见他。萧珊的母亲读过巴金的不少著作，从作品中了解了他的为人，所以她一改传统的订婚方式，亲自出面，请巴金和萧珊去餐馆吃饭，餐间，她把女儿托付给了巴金。萧珊高中毕业后，巴金支持她投考西南联大；这时，萧珊家因为战事破产，父亲回到宁波老家，她弟弟参加了新四军，萧珊则向母亲告别，外出读书，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母亲不久后因病去世，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巴金送走萧珊后返回上海，继续创作“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写这部作品时，巴金的心情很不好，回忆旧时成都老家的故事，让他重新经受了一次煎熬。幸好他的三哥李尧林来和他同住，更多的则是萧珊的来信，使巴金倍感温馨。巴金在《秋》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特别提出要感谢四个人，其中一人是他的三哥，另一人就是“在昆明的L.P”。“L.P”是萧珊小名“长春”的世界语缩写。由此可见，萧珊在巴金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小友”了。
那时，萧珊在昆明读书，巴金则在桂林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的编辑工作。由于时局动荡，一些朋友先后离开了出版社，这让巴金感到悲哀和寂寞。萧珊理解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在1942年10月来到巴金身边，她安慰巴金说：“李先生，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经过八年多的“长跑”，巴金和萧珊终于结婚了。他们没有添置一件家具，没有添置一床新被，没有添置一件新衣，也没有邀请任何亲友，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的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彭新琪在《巴金先生》一书中，以动人的笔触这样描述了巴金和萧珊的新婚之夜：“1944年5月8日，他们到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这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座花园洋房式旅馆。没有楼，房间也不多，也不供应饭菜，连早点也要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去吃。结婚这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瓶葡萄酒。在这里就餐的人不多，他俩在柔和的灯光下，从容地碰杯，搛菜。四目相对，内心充满柔情。饭后，他们在温馨的晚风中，回到旅馆。旅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淙淙的溪水声。”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仿佛见证了当年巴金和萧珊的幸福。
不曾想到，二十二年后的动荡，给了这个幸福家庭以致命的打击。惊恐、忧虑、劳累，渐渐侵蚀着萧珊的身体，以致她罹患肠癌后没能得到及时的检查和治疗，好不容易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进手术室之前她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动完手术，萧珊担心巴金每天往医院跑太辛苦，还惦记着患肝炎住院的儿子——她想的全是别人，而她自己，开刀后仅仅活了五天。1972年8月13日，巴金永远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彭新琪告诉我，在她倾听巴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巴金的卧室里安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巴金的写字台上摆着萧珊的照片，巴金的床头旁放着萧珊翻译的几本小说……我想，巴金和萧珊这样一段裹挟着时代风云的爱情，应该会给后人不少启示。
因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的彭新琪老师，为创作《巴金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因为巴金曾给她看过清样、做过修订，所以她对自己的文字要求很高。《巴金先生》情真意切，文字清丽，细节真实，像巴金和萧珊的爱情故事也是她与巴金相谈而得，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巴金先生。
来源：北京晚报·知味
作者：简平
监制：尹文胜
编辑：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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